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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以前腾讯大家

繁体字就是美,但先练练书法行吗?

按说年末,大家议论最多的应该是钱。没想到出了个小热点,说起了繁体字。这是好事啊,日子过成什么样儿,文化都有人关心。

起因,是教育部对年初的一项提案《关于在全国中小学进行繁体字识读教育的提案》做了回应。该提案大意是:简体字有损汉字含义和审美;我们的近邻日、韩、越等废除汉字后,结果自己的史书都看不懂;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都在用繁体字,繁简不通,人为割裂历史、族群,等等。教育部的回应也挺有意思,先说文字应该便于使用,又说认识繁体字的人不少了,没必要再进行识读教育,最后说简体字是依法使用。总之,很客气地回了。

微博截图微博截图

对于繁体字,民间倒是有不同的看法。反对使用繁体字的理由,基本就两条:一条就是繁体字笔划太多,要恢复使用的话,等于抬高了文化的门槛,可能会有很多人被挡在门槛之外;另外一条是,若开课学繁体字,必然会大大加重学业负担。想想也对,古代的小孩,读个圣贤书就行了,现在小孩还得加上数理化外,还有各种有的没的学习班,累劈了。

民国那阵其实更激进,鲁迅、钱玄同等等文化大家,都表达过废除汉字的意愿,尽管他们自己都是以字为生的。原因,也无外乎是汉字复杂,门槛太高,不利于文化普及。

当然挺繁体字的文人也有不少,例如刚刚过世的流沙河先生,曾经写过《正体字回家》。他坚持称“繁体字”为“正体字”。印象最深的,是他讲每个汉字都有故事。例如“迟”字,原来是“遲”,取犀牛缓行之意,简化成了“迟”,看不出来这层意思了,“便无所取”。这也算是文化断裂吧。

《正体字回家》《正体字回家》

要我说,繁体字就是好看,有一种美。汉字起源,象形会意,最早都是从画过来的,能不好看吗?全世界的文字,基本都是字母化,没有那个漂亮劲儿,字里行间,也没那么多说头。再加上我媳妇学历史出身,我手里拿本史书看,繁体字竖排的才行,要是拿本简体字横排还带白话翻译的,那就会被嗤之以鼻,觉得这位太业余。所以,最近几年,看繁体字越来越顺眼。

但有一样,我觉得简体字和繁体字不是对立的、有你没我的关系。想当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就是因为书上都是简体字,我语文才学得好,而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还挺喜欢我,这才激发了我学语文的兴趣。后来想想,要是繁体字,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成绩,老师也不一定那么喜欢我,我一个小孩儿,学习上可能就没戏了。

对于小孩来说,什么课目一开始很重要,一下有兴趣了,以后就学下去了。后来我外语就没学好,不是没下功夫,用时最多了,但没辙,不敢开口说,也就老记不住那些字母的排列组合,死记硬背又觉得无趣。我总是想,要是按照民国时期那些先生们说的,把汉字废了直接拉丁化,我就完了。

太繁不行,字母也不行。简体字恰好,让我入了学习的门儿。这得感谢简体字。对我个人而言,有了简体字,才有了后来的繁体字,就这么个路径。繁体简体,都有优点。

可简体字也确实存在问题,字的简化,实际上就是演变,就会出现流沙河先生所说的信息丢失。原来文字所承载的内容没了。比如最简单的一个“田”字,上古时期就有很多种写法,其一和现在一样,方框里一个十字,别的写法,就是方框中两横一竖、两横两竖等等。前者是指“田猎之田”,可以打猎的,后者才是指耕种之田。都统一成“田”后,这种区别消失了。再比如“国”字,最早写法也不同,“國”指的是天子控制范围内的国土,又叫“内服之国”,另一种写法是“或”,指的是诸侯控制的范围,称“外服之国”。后来,这个区别也消失了。简化成了“国”之后,那就真看不出原来的意思了。以上,都是我从社科院古文字专家冯时先生的书《文明以止》里看来的。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田”也好“國”也好,它们的变化和信息丢失,都不该简体字背锅,因为早就变了。这说明文字一直是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有的是自然的,诸侯分封维持不住了,搞郡县制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國”和“或”也就不用区别了,什么你的我的,都是皇上的呀。有的变化则是因为行政推广,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字的写法和内涵,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变化是必然的,快慢而已。这些,最好顺其自然,没准几百年后科技发达了,大家都量子交换了,互相哼哼着就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还用得着繁体字吗?简体字都用不着了。现在不还有信“量子读书”的吗?你说信这个的人,就不用认字儿了吧。

但有一条,一定要有认得繁体字的人。繁体字那么美妙,故事那么多,湮灭了真是太可惜了。除了研究文字的专家文化人以外,就算是一种时尚轮回,普通人去认上几十几百个繁体字,也是件好事。汉服不都回潮了吗?探究历史文化嘛,利于全世界华人交流,意思全对。我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许多店招、品牌以及图书封面使用繁体字呢,百花齐放显得特繁荣。后来一律禁止,在生活中就断彻底了。

有一点要说的。文字的演变,无论读音也好,还是字形也好,一定要慎重,不能随便一个文件就搞定,“林荫道”就成了“林阴道”,“确凿(作)”就念了“确凿(早,二声)”。文字变化这事,从众可以,不能从错。从简可以,不能从丑。权威认定变化之前,至少调查一下,讨论一下吧?好歹有个程序。随便就改了,稍微有点文字洁癖的人,就恶心一辈子。

再往下说,就得说说书法了。现在上点岁数的人,不少喜欢练练毛笔字。往大了说,万一成名成家还能卖钱呢?往小了说,字没人认,自己自娱自乐陶冶个情操也行啊。这就特别需要繁体字了,因为毛笔写出的字,笔划多的比笔划少的好写点,繁体比简体好看,还显得档次高。书法和繁体字相关。有人练书法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小时候确实没打基础,所以繁体字也没搞清楚,“玖球天後”么。

鲁迅手稿鲁迅手稿

真想让繁体字有传承,或者不说这么高大上,真让自己显得有传统文化熏陶、体面,我觉得还是得从小让孩子们练练书法。也不是说练到什么程度,写得别歪歪斜斜就行了。达到这个程度,有几个月即可。现在好多姑娘长得漂亮,一写字,麻烦了,就算饱读诗书,也给人一种没文化的感觉。说事都用手机电脑做PPT,手写的机会少,可您签合同办贷款总要签字的吧?万一长大了,前途似锦当了领导、明星、主持人呢?总有留墨宝的机会。给人题了字,挂墙上了,镶门上了,刻石头上了,拍照片了,当面人夸,那是讨好,背后一定笑话你不读书。

所以说,与其让学生上课学繁体字,倒真不如让学生练书法,也不用非得到旧社会学生的程度,红模字描几本就行,再简单,写写硬笔,就一个学期。没兴趣了也够使,有兴趣了再往下钻研,看看字帖,繁体字的好自然就进心里了。

我们的教育很多时候应该退后半步,在孩子后面半步

11月23日,周轶君老师携她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与成都寻麓书馆的读者做了一次精彩的现场分享:“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

周轶君周轶君

主持人:非常欢迎周轶君老师来到我们活动现场。刚才刚刚好跟周老师聊到了关于对死亡的教育的话题,在看了纪录片后,特别在芬兰的一集中有讲到这个话题。我很想问一下周老师,你拍片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考虑过拍摄一些关于死亡教育的话题?

周轶君:刚开始讲到死亡的教育,拍片的过程中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没有好好想过专门做这个。做调研的时候,我们更多考虑的是生命教育,生命本身的教育。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在日本原来要访问一个老师,他的课程里有一个实践,让孩子从小养一些小动物,养大之后让他们亲手把它杀了,这种做法非常残忍,但是这件事情有另外一种含义。他这件事情在日本引起了很大争议,我们找到之后他也不太愿意讲,因为我们是通过动物保护组织找的,也是找得不太对劲,所以他当时就没有沟通。

我们对于生死这两件事情讨论得不太多,甚至对生活中任何看上去不像合家欢照片的东西都相对来说会采取逃避的态度。中国人讲生,小时候你是怎么被教育怎么生出来的?我被教育是从夹肢窝生出来的,我们都很少提这个问题,因为它跟性有关系,会尽量少的说到它。

我之前在图书馆看到有一套美国出的童书,一个系列都是讲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比如说生死的问题,比如说父母离婚的问题,比如说朋友跟他断交的问题,等等。我最近接触到学校的老师,他们是小学中学老师,他们说过去一个班在有一两个孩子的家长有离婚的情况,今天有可能是半个班级都有,没有人教过他们应该怎么应对,因为非常普遍。我们的社会是飞速变化的社会,当中很多事情都在变,但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变。我们讲生死其实都在我们教育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我们忽视的环节,教育跟真实生活之间的联系。

中国家庭里边,如果孩子要高考,很自然的是今天开始你什么都不要做,在家里边你就学习。这一方面是反映了我们对知识的尊重,但另外一方面传统上觉得学习这在事情是跟外面的世界,是跟你真实生活是割裂开的。

《他乡的童年》中,芬兰在森林课里面,哪怕捡树叶,除要捡可爱好看的东西,还有恶心的东西,都要触摸,那就是真的东西。在日本,我们访到一个幼儿园,它的建筑是圆形的,空间是打通的,孩子可以自由出入。幼儿园也设计了让孩子不方便的东西,地不平,孩子走路要小心,留不方便的东西让孩子思考处理问题的能力。

他们挂了很多洋葱,设计师跟我讲,这些孩子从小碰到的洋葱是真实的,有的人觉得这个辣眼睛,或者有土是脏的,但这些都是真实的。他说自己的建筑事务所里有来自中国名校毕业生,学历很好,人很聪明,设计很好,但是大部分都不会做饭,有的人是二十几岁才真实地摸到一个洋葱。开始我以为开玩笑,我的摄影师是中国人,他跟我说这是第一次摸到洋葱。后来他们拿了一些茄子的苗,我说我也没有见过茄子是这样长出来的。

你所有学习的东西是跟生活连接在一起的。在芬兰一集中,有一幕去敬老院看到那些人在画画,小时候喜欢一件事情,画画、唱歌或是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人跟他说你唱得不好就别唱了,画得不好就不画了。因为没有人打击他们,他们可以当作兴趣保持下来,等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仍然保有这种兴趣,他心里不孤独。很多时候,看到有的人进了名校,过上了白领的生活,但是最后慢慢问他还有什么喜欢的事情吗?爱好什么吗?好像就没有了。

主持人:像您刚才讲的生活中这么多常识。现在的小孩子,经常会出现知识和常识脱节的问题,一个小朋友现在能获得的知识比我们小时候来得多来得快,但是生活常识却非常缺乏,常识的缺乏会造成什么问题?

周轶君:小孩学习到的东西最后都可以用到它。

在芬兰那一集里,里面有个爸爸是富爸爸,他觉得芬兰人教育中最好的就是常识教育,他很自豪地跟我讲他们家地库里,还有他小时候用木头做的东西,并引以为豪,他说我仍然可以用我的手把一件事情从零创造出来,这个环节里边要涉及很多事情。今天,在全芬兰他个人收入排名前200,是比较富有的,但在家里,他也是自己洗碗,没有说,到一定的程度就养尊处优。有的时候,我们的观点是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应该做日常的事情,这是不对的。到需要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会发生改变。

比如印度,印度的公共教育体系挺崩溃的,但是他仍然提供了全世界都认可非常优秀的CEO,很多大企业的CEO,像百事可乐的CEO就是印度人。印度人有一个非常好的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可能没有教科书,没有人教你怎么做,但是他们有很多的应变,有从危机当中临时抓取解决方案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小的时候就要了解的一件事情怎么从零开始。

周轶君周轶君

主持人:印度的教育是教你为什么,你可以不停地反驳辩论,说出你的观点。现在,对人的工作能力要求越来越强,工作不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工作需要思考,因为你面对的事情是各种各样的,需要你提出解决方案,要思考要试错再反馈最后再选择,这才是可行的。

周轶君:世界发展太快了,没有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很多工作岗位以后都没有,所以都要自己具体去解决问题。

在传统上我们注重效率,希望什么事情能够快速达到一个结果,而且效率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这个事情可以小到我们生活中,可以大到社会,我们重视的是效率,我们多快可以修高铁,多快可以盖楼。

对于印度人来说,他们觉得很多事情我要跟你挑战,我要跟你辩论,这样他的效率自然是低的。但是这里边有一点是把事情搞清楚了:这样做是不是安全?你不可能无止尽地辩论,你也不可能无止尽地往前冲,还是有一个度。

前几天,在珠海我遇到一个咏春拳的大师,跟我讲一个事情让我挺惊讶的。他以前在美国海豹突击队,跟李小龙是朋友,前几年回到中国在中国开武馆,他感慨说这辈子最好的学生就是国外的,中国学生到现在都没有教出来,除了发现一个9岁的小女孩很有天分。

问题在哪里呢?他说中国学生学东西的时候不问老师,你做一个动作他就跟着学,他不去挑战也不问,而美国人是这样的,做一个动作就有问老师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行不行?

打个比方,老师写一个签名,你可以去模仿他的签名,实际上每个人的签名都不一样。老师签了一个名,第一个学生学80%,第二个学60%,第三个学50%,肯定是越学越差。但如果你理解了他为什么这样写,你创造了自己的签名,这就不一样了。武术是最中国的事情来说,我们学习方法当中还是少了质疑怀疑的精神。

活动现场的读者活动现场的读者

主持人: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是你只要接受这个知识、通过这个考试就可以了,没有更多其他的教授,如何跟人沟通,如何跟人合作。

周轶君:我们学习的目标是什么?

我跟一个家长交流,说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生活本身,在世界上你作为一个个体来说,你要理解生活,你要理解你自己,你要理解这个事情。

现在高考也在变,高考快要没有考纲了。很多时候我们学校里边的变化也非常快,我最近接触到一些老师和教育的知行者,我问他们现在我们的教育会怎么变?他们说未来的高考会变成数字考试,不像过去一样把题目背下来就可以了。这引起不同的回应,有的说这对孩子不公平,他本来很努力。但是大的方向在变,变成有素养、有学习能力的人可以通过这个考试,而学习能力这件事情是很难量化。

我自己曾经到很多的学校,有一个是偏远地区的学校,他们通过网络直播跟非常好的学校同步上课,黑板和大电视合在一起的。我跟学生交流,也跟老师交流,老师讲得很直白,为什么屏幕能改变命运呢?不在于我们看到别人教得怎么好,而是透过这个屏幕我们看到差距。在城市里边的孩子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眼界就不一样。他说我们能超过他们的办法只有下苦功夫,高中进去孩子的课桌上堆满了书,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哪怕是下课的时间,手里都有一本书,好像没有书就没有安全感。他们学校算好的,中午还有休息,听说有的学校早自习、午自习、晚自习,自然花的时间多就会比城里边的孩子回答问题方面效率更高。

但是跟老师交流的时候,他说城里孩子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会挑战老师,问问题,在我们这里不会发生。他们有群,观看的孩子和被观看的孩子都在群里,永远是观看孩子之间在说话,被观看的孩子从来不会在群里说话。他们不知道看他们的人的存在,而对观看的孩子来说,看了他们三年,每一个被看的人叫什么名字,回答问题时有什么口头禅,都知道。而这些观看的孩子考上大学之后,到了学校他们跟别的孩子怎么交流,会不会被人看作是考试机器,跟其他孩子是一样的生活方式吗?

他们先进的教育方在我看来特别简单的方法,小学当大学教。我去国外上大学之后发现这些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其实没有课本,给你一个主体做调研,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人会跟你说结论对不对,我们心里边会暗暗说你给我打个分,但没有正确打分。关键在于你怎么把答案说清楚,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理解清楚说给别人。

我在英国的时候,访问了学校的校长,我就问他面试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他说英国跟中国一样,对学科的成绩和学术成绩非常看重。英国跟芬兰不一样,芬兰是不考试也可以,但英国追求卓越,这跟中国相似。第二要问你喜欢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你只要说出你的兴趣,而且能够把它解释得清楚,这件事情很重要。

英国的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分别,最好的教育是在私立学校,这是英国社会问题,贫富阶层的差异。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好在哪里,因为它多出很多跟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任何学生进学校说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只要是合法的就可以成立自己的俱乐部,可以去注册,学校要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多的资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他们学校的体育设施,早上六七点就开了,谁都可以用,美术教室一直开着,不同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去。

最让我感动的是戏剧课。戏剧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孩子进来上课的时候,七八岁的小男孩,他们进来的时候身体非常僵硬,老师说通过一个小时的课要让他们飞起来。他先教他们说你们两个人为一组,你们想象两个人一起飞起来,要掉下来身体怎么坠落,从小动作开始。最后是一个小男孩这样快跑,到一个地方一群小男孩把他拖起来,其实有点像某些训练。看到小男孩进来的时候很僵硬,最后飞起来的时候眼睛里边的光芒。我看到时特别感动,他今天了解自己身体的感觉有一个飞跃。

老师跟我说上戏剧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将来会演习表演,他做任何一行将来都需要这样的技能,团队协作、理解、沟通,你要跟别人沟通交流协作等等。他跟我说,这样的课程在他们私立学校里边有的,上戏剧课的条件太好了,全黑的小剧场。

公立学校里边他们负担不起这样的课程,英国的公立学校没有这门课程。这些东西是不是一定跟钱有关系,肯定会有说富人才有这样的教育,但是我了解到中国有很多乡村的学校也在做。这可能让大家惊讶,过去乡村教育还在为要上学而努力。现在我们的乡村,他们各种新尝试空间更大一些,他们做了很多努力。

我认识的一位在湖南的校长,他就说他当时接手了一个山区的中学,刚去的时候学校比较破,老师没有心思管,孩子也不太想学习。他去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让大家考试学习,是让大家培养兴趣。他自己10年前去英国考察过,他说首先要爱上学、爱学校,我们才能考虑其他的事情。每个人喜欢的运动项目,你们爱做什么,比如有的人喜欢推铁圈,其实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所有的兴趣可以办运动会,最后全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都会得感觉,给孩子一个感觉就是每个人都会变成主角,每个人都会上台领奖。开始做的时候有很多老师都反对,说我们孩子条件已经不好了,还让他们去玩儿,不好好学习,这怎么行呢。但是他坚持这样做,他说要有耐心,这件事情要三年之后才能看到效果。三年之后学校变成了县里最好的学校,现在很多人都想去这个学校。

他还跟我讲了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在教育中非常少的一件事情,美育,美感的培养。我们看芬兰里边,芬兰的街头有很多美术馆,让你欣赏一个东西,每个东西都是随时随地的,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包括在大街上看到所有的建筑,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美感,孩子看到的东西会内化成他美育的理解。英国这方面的投入非常大,我每次去博物馆会非常感动,看着老师带孩子去博物馆不是简单说的知识,他不拿小孩当小孩,而是当大人看的,不是告诉你这个是猫,是要你观察线条光线。

湖南的这位校长跟我讲说,他说山区里边没有那么多博物馆,他先说我们的厕所太脏了,孩子在教室里学美好的事情,去上厕所就太脏了。他就找了美术老师说想办法,后来他们在厕所里边种了很多的花草盆景。后来他们的洗手间变成了大家都特别想去的地方,这件事情还惊动了县教育局,县教育局派人突击,在厕所门口打电话说,我现在相信是这样的,结果就老带人参观他们的厕所。

这么一件小事情让所有的孩子明白他们自己可以改变环境,可以把环境变得更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教育方式方法,其实中国已经有了,而且很多已经有了。不是所有的事情在有钱的条件下才可以做得到的,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可以从身边开始做的事情。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美育我是深有感受,美潜移默化的东西,不是说我告诉小孩这个东西美就觉得美,而是实实在在的看了。我刚在盖蒂中心看了梵高的《鸢尾花》,真的是可以凑近看梵高的画,旁边是老师带小学生去,老师在那边讲解让他们临摹,他们的美育是从那儿开始的,美是从小开始滋养出来的。因为有了美,对生活的认知,对其他东西的认知,也不一样了。

周轶君:我们在英国拍摄的时候,也想拍博物馆里看画的孩子,但是没有拍到,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放暑假了。博物馆的人说有好多孩子在那边看画,他们说不能因为我们的拍摄来打扰人家孩子看画,他们觉得让孩子好好的看画更重要,给博物馆做宣传不重要。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看重,投入了很多资源。

现在很多家长有条件带孩子去参观很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互联网能看到很多博物馆藏品,虽然不是真迹,但有得看比没得看更好。另外,从很多小事情里边也可以看和观察:有一天我跟女儿讲,我说你看太阳快下山了,看晚霞,帮我看看有几个颜色。只要她会看去观察,我并不需要担心她观察到哪一步。

这又回到刚才我们讲的真实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到真实的生活。前段时间,我看钱钟书的《宋词选著》,他有一段说达芬奇,达芬奇说不要做大自然的孙子要做大自然的儿子,你要直接向大自然学习,不要隔了一层学习,不要模仿别人。

我们讲教育,其实它不仅仅是在教育领域的事情,你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跟教育有关系,孩子的言谈接触所有的都是教育。

主持人:在《他乡的童年》中,我注意到芬兰、印度、以色列,那里人的英语都很流利,现在中国的小孩也从小学英语,但常常是为了学而学,别人学我也学,这样的,学习成了一种任务,而不是因为可以使用。

周轶君:我问过几个日本人,为什么日本人英文说不好?后来有人跟我说,因为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在说英文了,日语有很多的外来词。我不懂日语,但有人跟我解释,有的日文词就是英语词,但是你听上去不像英语。

学会英语这件事情,我不认为孩子需要那么早就学英语,我们家孩子学是因为她生活环境中英语比较多。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双语教育,甚至学校也是。然后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她很快会发现中文比英语更难了,中文是表意的语言,其他的语言,从英语、法语、俄语基本都是拉丁字母系,日语很多人说是中国的文字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大部分语言是表音的,说什么跟写什么完全一样。中文不一样,说什么和写的不一样,所以阅读方面很晚才到。

学双语的孩子,英语阅读很早就开始了,中文网阅读对他们来说进度就会很慢。我长大的时候,恰恰因为学习英语没有那么早,而中文是我们接触世界唯一的工具,我们就疯狂了学习很多东西,疯狂看书,那个阶段是对中文非常好的培育。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有可能我觉得晚点学英文要好,你不要有太多干扰。

学习这件事情,只要孩子开始学,都不难的。芬兰现在学英语有一个特别的方法,是把英语当作母语来学,不是从背单词开始的,而是直接用英语,今天讨论一个话题用英语来说,词汇量不够没关系,在讨论过程中可以积攒词汇。现在有的孩子教英语挺好,开始写的时候不给你纠错,孩子写出来拼写错误都没有关系的,只要你能够连贯地表达就好了。

中文,一上来字不能写错,不能写歪,特别有讲究。在中国一集中,我访问徐冰,小时候他爸爸教他写毛笔字,一开始他以为是为了好看,后来他发现这当中深刻了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姿势要正,拿笔要正。到最后孩子出手还没有落笔,大家知道这个孩子是有文化的,他会写,他对自己的文化是有认同的,有尊重的。所以我们的文化体系的确是首先要承认过往所有的东西才可以去学习,这跟其他文化的学习不太一样。

周轶君周轶君

主持人:这听起来,觉得自己责任有点重。

周轶君:很多文化,一上来是要挑战的,挑战的基础在于你认知前者是什么,学术的进步都是先了解在你的领域前人做了什么,你要提出新的见解。中文领域里边我跟一位艺术家交流过,我们做的事情基本是前人都做过的,如果你越规了,就不是这个东西。他认为一个人生长在一个文化当中,生下来之后天然接触地所有东西,但能不能把它往前带一步?

这里边包含两个事情,首先你要知道你带来的是什么,我接触越来越外面的事情,越觉得接受中国文化的人很幸运,你永远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我们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很多东西都跟西方是截然不同,但是你再看会发现是相通的,这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世界当中要去寻找你找的路在哪里,可能比纯西方文化的人多了一个路径。这时候你可以选择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谓的往前走一步是什么,反而是更清楚。

我采访过一个书院,他们教孩子读古文,还有有一个农场,可以更多了解生活的东西,他们把古代和世界的知识都连贯在一起教。他们会对孩子说你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人,你不仅仅生下来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人,你更是一个世界的人,世界上好多的文化和知识你都要认识它,这才是更宽广的。

主持人:你片子里,有个地方让我感触,就是在以色列的一家学校里,他们让小孩一次一次不停试错,对小孩犯错都很包容,而试错教育在我们这里会少一些,所有的家长对孩子要求都更严格一些。

周轶君:教育中的成功概念跟在社会上一样的,我们对成功样子的想象比较局限,包括人性当中很多的选择,你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时候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有标准项的东西。我们在社会层面上对成功的定义会更广的话,作为教育者也会更宽广。

在以色列,我采访了一个创新学校,他让很多的孩子做很多科技方面的创作,甚至可以做机器人,等等。一开始我进去,第一感觉是孩子被洗脑的,他们对自己在做的东西很投入,甚至在那里打地铺,不停地寻找解决方案。他们老师也是一样。后来等他们出来了之后我又跟他们交流了一次,他们老师跟我讲为什么让孩子那么小就接触这些东西这样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让他们造出全世界最先进的机器人,而是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今天可以自己完成一个项目,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是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他可以有这个自信我可以解决一个问题,我长大的时候就不需要问我爸妈我跟谁结婚,这些问题他自己可以解决。

老师跟我讲他自己的经历,很多国家的教育都经历过传统的样子,到现在相对开放的,都有一个转变。20年前,欧洲教育里老师还可以打孩子的手心,但是现在变化很多。他说自己小时候觉得自己的教育被灌输得比较多,长大的时候他发现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认识你,你要认识自己的能力,是为你的人生选择,而不仅仅是自己要做出什么东西。

以色列他们宽容失败,跟他们自己的文化是有关系的,他们有太多的战争逃亡,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求生欲很强的模式底下,我就是要不停的尝试。他们当中还有更要紧的东西,一种直截了当的行事方式,他们认为这在以色列很独特。我是下属,你是我上级,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做得不对我是不是可以说出来。在军队,服从是很重要的,军队里边下层可以直接跟上面对话,他们在历史上发生过下级的士兵联还起来罢免过一位将军。他们觉得我们国家承受不了错误,承受不了我们集体意识、集体承诺犯下的错误,我们要是犯一个错误,国家就完蛋了。

这跟芬兰的想法一样的,为什么芬兰在人身上投入那么多,芬兰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本身的自然资源那么小,除了森林木头什么都没有,没有像邻国挪威有石油。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人,资源就投放到人。芬兰赶上很好的时候,如果当今世界仍然是以密集型劳动力发展的经济模式,芬兰也没戏,他赶上了科技的发展,很早就有诺基亚,他们有很多创意的玩具等等。人变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资源,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资源,所以他能够发展起来。这些东西都是从他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来的。因为这些理念真正理解你在干什么,是可以在我们的教育,哪怕是日常当中可以做的。

周轶君周轶君

主持人:说到教育,比较了这几个国家教育之后,你想把哪种教育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

周轶君:哪个都可以用,我觉得点滴之中很多东西可以学习,确实世界上没有一个方程式,说每个在于A+B+C就是最好的。要有共同点的话,第一个事情就是教真实的生活,第二是教小孩认识自己,认知自己这件事情是漫长的工作,他可能到了很大年纪还是认识自己,小的时候你会意识到我的存在,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教育方式,很小的时候你躺在一张纸上,你的小伙伴帮你轮廓画下来,然后再去填色彩。他肯定从来没有想过我能把自己画下来,可以看到自己的物理存在是什么样的。他们不断的强化,包括他们对孩子的考评,不是孩子表现怎么样,他们是每年让孩子做一件事情就是孩子画自己,孩子小的时候就画一个轮廓,画出来都没有躯干,慢慢就看到小孩子开始画躯干,这是他对人的认知不断地发展,他画到哪个阶段老师可以判断他的理解在哪个阶段。教育到最后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认识人。

德国和日本是教育比较发达的地方,我觉得跟他们过去战争有关系,他们怎么认知人这件事情,人到底是什么。一个好的教育是帮孩子认识自己的时候是很强大的。我看到一个人写的一句话,艺术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居然是直觉。直觉不是人生下来就有的东西吗,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吗?与生俱来有,但是你怎么打磨这个直觉,他自己怎么发现直觉,这是一个教育。

我们的教育很多时候应该退后半步,你在孩子后面半步,不是在前面拉着他走或者是后面推着他走,你就退后半步帮助他自己该怎么走。

主持人:你们还会继续拍这部纪录片的下一季吗?

周轶君:大家都有兴趣再继续看吗?(有!)

现在我很犹豫这件事情,现在有人问我要不要拍第二季。我有时候比较怕重复,怕后面没有前面做得好,会惶恐。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可以考虑这件事情。

刚开始调研拍摄的时候,我经常会担心好的教育会不会太多相似,没有什么好拍的。当我开始做的时候发现原来可以被发觉的话题那么多,实际上有些东西是这个国家独有的,也有一些是在别的教育当中可以看到的。

有意思的是,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它的容量跟影响有比较直接的力量,可以直接让人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别的可能性,在于是我们自己困在自己的框里边不知道怎么办,但实际看的话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会看到另外一片天空。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拍?当时有人问我要不要拍片子,话题让我自己选。我就看了一下腾讯·大家的头条,我觉得要拍这个片子,因为在腾讯·大家有很多人都在交流这个问题。

中国社会最近几十年发展特别快,我们传统的教育理念,几千年来教育理念当中最好的东西,很多时候它不能为我们面向未来的教育提供更好的资源。同一时间我们又看到外面很多不同的东西,这种新旧观念的冲击。

好的教育有一个度,学校做的事情都是找一个平衡度。日本学校里边让孩子体育锻炼比较多,早上几个小时的大运动量,他们说这个对大脑的发育很好。他们静下来的时候,是体育课完了回到教室里边念诗的时候,一动一静的平衡。午餐,让孩子要理解每个人都要有一份食物,要不要跟大家分享,我怎么保护我自己的东西,是我带的东西跟大家分享还是我先保证我有一份才跟人家分享,它都是有一个度。

芬兰也是一样的,他们永远是在寻找中间的度。

活动现场的读者活动现场的读者

主持人: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在场的朋友们。

读者:周老师,现在教育开始提倡平等、尊重、更加人性化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自身文化里边很多家长考虑的是怎么尊敬长辈。很多家长说我尊重小孩跟他平等,但是我们家长的辈分和老师的角色,如何跟孩子平衡这个点。家长们一直讨论规则感,您刚才也提到,我们过去说的规则是听话,没有更多地思考在里边,国外说我们要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现在的家长很焦虑,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探讨界限和规则。

周轶君: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事情,刚才我们在片子里边也看到芬兰跟美国就不一样,所谓的平等不是就可以直接叫名字,还是要叫爸爸妈妈。所谓的平等和尊敬不在于告诉你表面的东西,而是有一个词特别重要“为什么”。所有的事情,我们在讨论说听我的还是听你的,你能不能把为什么搞清楚。

我自己特别深的体验是在西安拍摄的时候,他们让孩子讨论问题,当时分了三组,为了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那天要带他们去看秦始皇陵讲历史。开始之前用了生活当中的话题先沟通,讨论的方式问题。怎么沟通呢,跟孩子说分三个组讨论学校该不该留作业这件事情。一听这个话题,孩子还不炸了吗!为什么要留作业。

我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是当你给他选择权的时候,孩子其实不会滥用这个权利,有两组说不要留作业,有一组说可以留作业,前提是什么。当你给他选择是问句的时候他开始想,而且有一个小技巧,家长会发现说让他自己选择要不要的时候,可以植入一个要还是不要的选项在里边,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不要,他完全觉得我没有选过,他的服从性很低。

他们学校里边规则的制定,有一条是6点之后不能串门,要串门要先电话;或者是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不能离展柜太近或者是大声说话,等等。这些规矩怎么制定出来的?不是每一年都贴在墙上告诉大家这些都要做,是让孩子们自己先讨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这些孩子都是第一次见面,有的人说我喜欢串门,有的人说我不喜欢被打扰,那商量说几点就不能串门。有的说我喜欢到外面吃饭,有的说我喜欢在房间吃饭,我们就讨论活动结束的时候去外面吃饭,或者什么时间回房间吃饭等等。大家先说出自己最真实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寻求中间点,这特别有用。当规则是自己制定的时候,执行人的动力、服从性会高很多。这在社会上,对大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在芬兰一集中也说到,你不是孩子最好的朋友,不是你完全没有界限,你还是要告诉他对错,特别是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三岁看到老,在国外已经有测试,新西兰有一个机构做了一个措施,孩子从三岁开始研究到五十多岁,真的是三岁看到老。三岁之前,你想立规矩想干什么真的要趁早,后面就更加容易一些,安全是要非常早的确立。

中国的教育跟外国很不一样的事情,是我们的教育家庭里边,除了家长外会有其他的教育在,保姆、隔代,干扰因素比较多。这是一个现状,因为大家都要工作,不像在那些国家,生个孩子就放很长时间假。这都是有原因的。我采访的国家里,大部分人是请不起保姆的,也没有上一辈帮你带孩子,所以父母跟孩子之间受干扰比较少,所以比较好立规矩。

读者:周老师,您好。我是一个90后,我是您的自来水,我推荐了我所有的朋友看《他乡的童年》,芬兰那一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感受到的东西和妈妈们感觉的不一样,她们会感觉到教育问题,我感觉是内容的治愈,您在那一瞬间感动的东西是治愈,我感动的也是。我推荐给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治愈。开始我不明白治愈是什么,后来我明白了,我们不是幸运的人,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就已经被治愈了。所以我有这个感觉,这是我得到的观感,想跟您分享。

周轶君:谢谢您,听您说了特别感动。那一瞬间我就想起了我教育的过程,包括我身边的人。您刚才说得特别好,当时跟我一起去芬兰的同事也是一位90后,他跟我讲,他对教育一点兴趣都没有,他95,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他到人家幼儿园看到满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觉得很可爱,他觉得什么鬼。对他一个90后来说,他很感动的是让他想起了他小时候。他说他时候喜欢看侦探小说,爸爸就跟他说你能不能看有用的说,就一句话,他后来没有看过那些书。

我们小时候,所经历社会教育观念比较传统一些,有很多问题是需要我们用开阔眼界的东西去治愈弥补的。但是我们也不用自哀自怜,因为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父母辈在社会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的父母恨不得没有的都要给你,这个事情在其他的国家很少看到。

当我们理解所谓的不幸之后也可以看到幸运的部分,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平复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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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我有时候觉得只有治愈了自己之后才能够教育下一代,可能我觉得自己不够好。

周轶君:没有一个孩子的将来是完美的,都是一样的。我不特别焦虑的原因,是我觉得孩子要经历他要经历的事情,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要学习事情,我能够帮助他的,是在他经历之前可能我已经跟他分享过我经历的事情。

有一件事情,是很多家长跟我讲说他们的孩子回来以后,问孩子你在学校里边今天做什么了,你跟同学做了什么。孩子都会说没有,没事儿,不跟他交流。我说你跟他交流了吗,你有没有告诉他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你分享了吗?我经常跟我小孩讲我今天工作怎么样,情况怎么样,真不要担心她听不懂,有时候她会跟我分析办公室的事情,当时是从小孩子的角度分析,挺有趣的。

你打开自己的时候,他也会向你打开。

读者:周老师,您好,我是80后,我自己身边有很多朋友年过30岁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孩子。交流的过程中大家有一个观点,是觉得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或者是某种信任不到位,所以有搁置。想问您这个问题,您觉得需要做哪些准备或者是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放心的自然的给到一个新生命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能够给他一个圆满的环境?

周轶君:没有一个人是生活在完美的环境里边,每个人出生的环境都不完美。一定的经济基础很重要,养孩子很贵,我们不像芬兰马上能够收到百宝箱,基本物质的东西是需要的。

其他的是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跟一个人要分享生命,我后来才慢慢才体验到这件事情。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养更重要,我以前跟年轻女性说得多一些,大家现在觉得很独立的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带都可以,但是有一位跟你志同道合的分担为什么不分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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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万,只是教育军备竞赛的起步价

这两天,上海社科院人口所发布了一份关于上海中小学生教育的报告,内容很丰富,但只有一句话成了话题风暴口:上海养育一个孩子到初中毕业的总投入需要80万元。

我默默的在朋友圈转发了一下,一半以上的留言画风是这样的:哪里够啊,起步价吧,经济型育儿吧。而那些表示惊诧的人,多半都是没有结婚生娃的人。

80万只是平均数。对于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而言,特别是对于江湖上久负盛名的海淀妈妈顺义妈妈来说,这80万显然是严重低估的,报告也说,上海闵行区“50万元及以上的最高收入家庭组”的总投入达到127万元。更别说,还有高中呢,还有大学呢?

网上有家长算过一笔账,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到高中一直上国际学校的话,15 年的花费在 600 万左右。

在国外念4年本科,还得再加 200 万;再加两年研究生,又是100万。这就900万了。

当然,大部分一线城市中产显然花不了900万,毕竟,一直读国际学校的毕竟是少数人。但是,即使一线城市的你主攻公立学校,这花钱真的就可以少很多么?

显然不是。孩子出生后,你要请至少两年育儿嫂么,一年10万没说多吧?在此之后,中产双职工家庭请个兼顾带娃的钟点工也是标配吧。

从满2周岁开始,各种培训机构你也躲不过吧,没人逼你,你也会自己主动往上凑吧,这个妈妈群,那个妈妈群,眼花缭乱的推荐来一波,什么英语班艺术班体育班也要报几个吧。你说你是一个现金流紧张的伪中产,那也OK,我可以断定,你至少也报了一个线上英语课程,双11报报也要上万吧。并且,孩子小的时侯你还可以装鸵鸟装佛系,等孩子上了小学,就是你哭着喊着要报学而思了。

既然你生活在一线城市,有些看似奢侈的标配你也少不了。带孩子一年出去旅游一次不算过分吧,两年不带孩子出境一次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中产么?然后至少住个四星吧。小的时候,带孩子出去夫妻两个也搞不定吧,那把老人也带上帮把手顺便尽个孝也是常规操作吧,又没让你学土豪带阿姨,只带一边父母也不合适对吧,六大一小的预算一下来,算逑,还是国内游吧。六大一小就算搞个经济适用游,也不会便宜呀。

这年头,但凡是一个有理想的城市中产,都会有一个孩子的留学梦吧。现在的留学是本科起步吧,美国英国总得优先考虑吧,本科加研究生这300万你省不下来吧。如果再有理想点的,即使你高中以前上的都是公办,高中也会尽力争取公办国际班吧,3年100万也是少不了的,我可以放出话来,只要你孩子进得去,你会兴高采烈的奉上这100万。

这还没完。这个时代,国外留学已远远不是一个概念和“为出而出”,常青藤不敢说,美国TOP30应该是多数家长的小目标吧。那么,有个叫留学顾问机构的,你大概率会走进去,用20万买个安心。这自然是一种智商税,但不交的可能智商更低,你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其他中国孩子,人家孩子的简历和人生是包装规划过的,你家孩子单凭素颜去闯,你的心理真的强大到这个地步了么?你又不是动心忍性的曾国藩,就别为难自己死撑了。

我可以武断的说,在教育竞争上扭扭捏捏的人,并不是认知更高或者境界更深,除了舍不得钱之外,最重要的是平时不关心国家(教育)形势,“占坑”、“磨耳朵”、STEM、IB、国际班这些教育切口一问三不知,以为每天上课认真听讲就可以继承自己的优良基因考上985,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的呆子一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爸爸。你不懂也就罢了,少发言多掏钱就对了,外行话过时话就别说了,教育军备竞赛是一个很专业很高深的领域,一张嘴就知有没有。

我差点还遗漏了一个重要“花费”:全职妈妈在一线城市,双职工家庭基本都算是教育竞争的玩票者,算不上高级玩家。真正有自我要求的,妈妈,可能也有部分爸爸,都回家全职鸡娃了。更重要的是,很多全职妈妈都是211或985,出国留学的也不在少数,在生娃前可能也都是职场精英了,为了鸡娃,他们放弃了自己几十万的收入。你说,这算不算教育军备竞赛的成本?很多人觉得,全职妈妈生活很无聊,你这又不懂行了,有自我要求的全职妈妈哪个不去混一个学校家委会的“高管”呢,忙起来鸡飞狗跳,一点也不比职场轻松。

说了那么多教育竞争的好话,我也得说些逆耳忠言,我虽然只是一个三岁娃的爸爸,但一点都不会用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快乐教育话术去和妻子,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唱反调。那特别无聊,你家的孩子也不是啥王子公主,有啥必要非要为了自己的某种理念去较真。在这些教育问题上,听妈妈的总没错,妈妈虽然更鸡血,但他们博览群帖懂的多,各种妈群路子广,我最看不上的就是平时撒手不管的那些爸爸,一到重大决定的时候就出来不懂装懂,各种回忆自己少年伟大的考试史,大清朝亡了。

在《小别离》中典型的虎妈猫爸形象在《小别离》中典型的虎妈猫爸形象

听妈妈这个绝对没错,但我想,还有一个标准至少和妈妈的话同样重要,那就是,你有多少钱? 花80万也好,900万也好,只要你有这个钱都没啥问题,问题是,你是否高估了自己家庭的财务状况。

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竞争最危险的趋势就是:“军备竞赛化”。说白了,就是罔顾自身实力的盲目竞赛。

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的军费开支大体在同一水平线上,但问题是,苏联的GDP规模也就在美国的30%-40%之间,这就意味着,如果要维持同样的军费水平,苏联军费占GDP 比重要远远高于美国,据一些统计,冷战时代,美国军费的平均占比在5%-10%,而苏联则达到了15%左右,甚至曾经有20%的疯狂年代。

美苏军备竞赛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苏联经济最后被拖垮了,而美国则啥事没有,还借机发展出了很多高科技。甚至按照里根政府当年的规划,出台星球大战计划就是用来拖垮苏联的。

对于中国很多中产家庭而言,“军备竞赛化”的现实意思就是,盲目对标高级中产,甚至富裕家庭,而理念似乎也很伟大,再穷也要抓孩子教育。

在一线城市,如果说年入50万(工资收入加投资,有房)算是中产一个门票的话,那么,你是否想过,你的孩子去上国际学校是否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一年15-20万的学费,再加上七七八八的补课与生活费,就往少里说按25万算吧,即使你没有房贷压力,孩子的消费占了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是否是一个很短视的决策呢?且不说家庭整体生活水平降级,你有算过自己降薪甚至失业的可能性么?作为一个常识,国际教育是一个很难回头的不归路,虽说做了过河卒子,便得拼命向前,但没油没粮了怎么办。

当然,国际教育毕竟只是少数人,但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哪怕他平时是多么一个谨慎的人,在做教育决策时,基本都是激进型的,孩子消费占家庭总收入50%的家庭比比皆是。

同志哥,或许在上一个时代这样的超前投入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赶上了经济扩张期,在这个L型的经济退烧期,你怎么敢继续在坐着收入三年翻一倍的大梦,然后基于这个梦为自己的孩子制定了无数雄心勃勃的军备竞赛计划。

或许你会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这话没错,我也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但所谓最好,只是你能力和财务范围内的最好,你看到妈妈群的其他人报这个班报那个班,初中出国或高中出国,就蠢蠢欲动,那你告诉我,你有人家有钱么? 你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的是长时段的家庭稳定,而不是悲欢起落,你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吧,某某香港明星,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被迫结束留学,回港挣钱。

或者,就因为你个性要强,不想让孩子输给闺密(兄弟)家的,同学家的,同事家的,就不顾现实条件,美化自己的远期收入,强行提高教育投入,那你家可能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教育理念可能无所谓对错,但钱是一个硬道理,违反了基本的财务规律,军备竞赛就是把自己家变成一个炸药包。

如果你钱没那么多,但一定想把孩子送出去,那听我的,开始存钱,少去碰高风险的理财,量力而行,给孩子的消费制定一个最高占比,不要在起跑线上就拼光了所有的筹码.

ALL IN,哪怕是为了孩子,不是啥自我感动的泪光,只是一个赌徒的妄念罢了。

为什么要问李子柒是不是文化输出?中国文化需要输出吗?

作为一个永远不肯承认但每每被揭穿事实的中老年人,我经常和碰到的各类年轻人吹嘘我自己的新潮。你们有啥好牛的,你们在刷的肥皂剧我也在刷,你们在追的美剧/日剧/韩剧我也在追,你们粉的哪个爱豆我不知道?

当然这并不是在怼他们,我喜欢那些年轻的肉体和脑洞。

但是最近却被实力打脸。一直到刷屏的雷斯林的文章《李子柒怎么就不是文化输出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了李子柒,但她已经红了三年了,在微博上,在B站上,在油管(Youtube)上。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于是立刻就到油管上去粉了她,而且连刷了好几个她的视频,连评论都看了好一些。

雷斯林的话我都同意,只有一点很疑惑:为什么要问李子柒是不是文化输出?

有一年,我在纽约的一间洗衣房了碰到了一个老太太。她看见我是个中国人的样子,就走过来问我是不是中国来的。我说是的。

忘了是什么话题,但是后来她就当着我的面,开始大段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我当场就傻在那儿了。我知道那是来自于《大学》里的语句,可是我从来没有背过。一个纯种学文科的中国人,被一个美国老太太用古文击倒在地。没有任何一个语文老师能给我那样的震撼。

她是个工程师,只是她小的时候,因为父母喜欢中文,让她背了许多中国的古文。

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四书五经。可是在那之后,我开始读《中庸》、《尚书》和《易经》,我想弄明白,是什么让她还有我一路上遇到的很多老外那样,对我们的古典五迷三道的。一直以来,我们从来都以西方为师,而他们却如此痴迷于我们的传统。

我后来遇见的许多人,年轻人几乎没有不知道Jackie Chan(成龙)的;而许多的中老年人,则对我们的孝道极为兴趣;纽约好一点的中餐馆都人满为患,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中国的工艺品。

在李子柒的评论下面,没有多少人说:啊,中国文化真伟大。啊,我爱上了中国文化。那些评论都非常直接而朴素:李子柒太治愈了;我真喜欢她的园子;她奶奶笑起来好可爱啊。

李子柒的园子(视频剧照)李子柒的园子(视频剧照)

在成龙之前,也曾经有过一个武打明星,红遍了西方,他叫李小龙;我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的好莱坞电影里,津津乐道地提起The Art of War给与他们的启发,它的中文名叫《孙子兵法》。

喜欢李小龙和喜欢成龙的道理都一样,他们喜欢的一种文化形态,叫Kung-fu,功夫。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收藏了能够找到的所有邵氏电影,他喜欢的,是原初的武侠电影里那种笨拙,然而更加真实的功夫形态。

邵氏电影《独臂刀》剧照邵氏电影《独臂刀》剧照

那个老太太并没有特别提到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她只是从小的时候背诵开始,就喜欢那种中文的韵律,以及在典籍中所传达的道理。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李子柒,就是因为李子柒的那种气质,不矫躁,不张扬,不伪饰,她只是行云流水一样地做着她那些农活,播种,采摘,切肉,烧火,仿佛她一辈子就是这么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地做着这些事情。

我在孩童时期看见的农人们,都是这样的。也许他们并没有李子柒那么平静,因为生活给他们的重担让他们忧心忡忡。但难道李子柒不也是如此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吗?

劳作中的李子柒(视频剧照)劳作中的李子柒(视频剧照)

当她在城市中遭受了种种的磨难重新回到乡村里,选择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难道日子不就是靠这些农活慢慢地积攒起来的吗?

拍摄、剪辑、团队。这些重要吗?核心的问题是:李子柒的视频,脱离了它们原初的样子吗?

文化输出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概念。说真的我不知道文化输出是用来干嘛的。

我们喜欢《爱尔兰人》,我们并不是在崇拜西方伟大的黑道传统,而是其中所展示的人性的卑劣、残忍与忏悔的力量;我们喜欢《小丑》,是因为在制度的压迫之中,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分崩离析;我们喜欢《告别有情天》,是看见贵族时代的没落,而人们在怀旧之中,如何看见世界,看见自己。

《爱尔兰人》海报《爱尔兰人》海报

约瑟夫·奈在1990年代提出了软实力这样的概念,从来没有倡导过什么文化输出,而是指文化本身,能够构成一种在武器和霸权之外的政治实力。

形象地说,当李子柒的一个视频随随便便就在油管上获得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点击率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谈什么文化输出,太多的人在她的视频中得到了安慰和快乐,这就是文化自身的力量

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这是西方普遍喜欢的另外一个文化偶像老子的话。

文化输出是一个假概念。像李子柒那样,把自己喜欢的、真实的世界和生活,建设出来,才是核心的文化,才是核心的软实力。

看综艺看得太多的人,有时候也会被综艺给噎着。

比如我在看《这就是街舞》和《舞蹈风暴》的时候,对了,还有之前看的《中国好声音》,经常听见那些舞者和歌手,声泪俱下地说:我要去世界拿冠军,我要把中国的音乐发扬光大,让那些老外看到,我们的文化是非常优秀的。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第一季

我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你们凭什么代表中国人民,或者,至少,凭什么代表我,到世界去展示我们的文化?

你喜欢街舞,那就好好跳,拿了世界冠军,那是你的本事,是你厉害。但街舞并不是中国发明的,拿了冠军也不代表中国很厉害;你喜欢音乐,那你就好好做音乐,你的专辑卖到全世界,也是说明你个人特别出色,不需要你来宣传中国的音乐有多么厉害。

我从来就没有这种焦虑感:需要告诉老外,我们的文化有多么厉害。

真正的文化自信,是不需要一天到晚哭着喊着要去拿世界冠军,要去世界普及中国文化,要向世界证明我们的文化有多么优秀。当你殚精竭虑地要去向整个世界秀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就已经输了。

中国文化不需要赢。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就不提倡赢。《中庸》里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夫子没有让你把他理解成庸俗的样子,而是说,你要修行好自己,但不要到处吹牛皮。

我们的蒙族音乐需要哭着喊着向全世界证明吗?乌仁娜在德国声誉卓著;我们的二胡需要哭着喊着向全世界证明吗?贾鹏芳在日本是国宝级待遇。

所以,只有你自己的文化做得怎么样而已。搞个全民体制冲冠军,请了全世界最优秀的教练来教足球,也都还是垫底。是因为这根本就没有尊重那个文化本身。

在全世界范围内,那些只喜欢听贾斯汀·比伯的人,永远不会在乎乌仁娜和贾鹏芳,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能够欣赏文化的人。

文化本身就是给文化人的。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仍然热爱京剧、二胡、板胡、马头琴和埙?这恐怕才是真正实际的问题。

李子柒的存在毋宁说是我们欢天喜地地以为自己有了一个文化输出的偶像,倒不如说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我们有多在意我们自己身上所拥有的本就是让你有足够的文化自信的东西。

自媒体艺非凡做的一个报道没有李子柒这么火,题目叫《中国人烧给死人的纸扎,登上了巴黎设计周,还被法国的博物馆收藏,老外:中国人太浪漫了!》

我看了这篇文章里的纸扎,心里真的是感动极了。在这个时代里,还有人守着这么一门老工艺。可是我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都特别想哭:为什么他们要活得这么艰难,要等到老外来欣赏?

我们这个国度里,对于生老病死有着极其复杂和浪漫的概念和产品。但是我们弃之如敝履。

《心经》里面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中国人的传统生活通常便是如此的。我们的生老病死,生活日常,都有着自己的一套仪式和器用,这便是我们的文化。

李子柒把日常生活展现出来了,这便是文化。你要是真心喜欢它,那就是自信。不需要跑到卡内基厅去演一场,不需要跑到时代广场上去秀一场。时代广场上,过江之鲫,没有什么人能在那里留下印迹,唯有美元的光芒,闪瞎所有人。

在职业上能做到顶峰,拿了世界冠军,或者在行业内受到尊敬,那是职业的荣誉。不过仅此而已,但那不是什么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寒食帖,是窦娥冤,是齐白石,是一碗兰州牛肉面,是徽州古城,是巴黎博物馆里的那些纸扎,是李子柒做出来的那些年味干果。是温暖了你的日常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带着手艺和东西,走遍四海天下都不怕的东西。

可是我们不能一面想要文化输出,一面像破四旧一样地疯狂摧毁古建筑、老手艺、旧行当。我们用他们来换高楼大厦,换连锁店,换纳斯达克。那只是自我矮化而已。

没有人会反对生活的增进和物质的增长,但那从来不意味着摧毁掉自己的文化。去日本京都看一次你就会知道。

那些哭着喊着拿冠军,冲市值,做文化输出的人,他们看不见我们文化的价值,看不见我们文化的力量,看不见我们文化真正具足的软实力。

他们想要用钱来堆出文化自信和文化输出。他们要的不过是钱。

我在看《南方车站的聚会》的时候就在想,天呐,刁亦男这哥们的电影语言也太成熟了吧。

《南方车站的聚会》《南方车站的聚会》

当然,我不是电影领域的专业领域,真的只能从自己的观影经验来说,我能从刁亦男的拍摄方法中,看出一些欧洲导演的痕迹。但是无所谓,《南方车站的聚会》引发了极度舒适的观影体验。一个以武汉为区域背景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极其中国式思维,但是却具有全球普遍性意义的生命体验。

连昆汀都说:这是我今年看到最美的电影。

你能想象吗?一部用武汉话诠释的故事,一个老美说它很美。

刁亦男的电影里,有许多非常西方化的表达方式,虽然,他所说的故事,以及他所表达的思维模式中,是非常中国的。

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最近在研究明朝历史的时候,请恕我直言,除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孟森的《明史讲义》这些堪称经典的史书之外,对我启发最大的,恐怕还是那些老外写的明史著作。

孟森的《明史讲义》孟森的《明史讲义》

我们的整个研究框架,都是西方人的。我们所学到的几乎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西方人所设定的标准。什么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田野调查等等。我所喜欢的一些研究者,几乎都有海外的研究背景,比如闫云翔,王笛,杨连升,邹谠,当然,还有黄仁宇。

在这套西方的研究和表述框架中,要想拿出比西方人更加优秀的产品来,就是只能跳出他们的研究和表述框架。

这么说说当然是容易的,我们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

可是我看到《南方车站的聚会》的时候,我在想,老外讲不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吧?我还是没有想让刁亦男去拿冠军的意思,但是我想老外看见《南方车站的聚会》的时候,一定是很惊艳的吧?

因为其中的内核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里独特的东西。

李子柒也是这个意思。她的拍摄、剪辑、蒙太奇这套东西,也是西方人的框架和表述,可是,她讲了一个东方女孩的生活,很中国,于是大家都感动了,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全世界所接受的这套西方的框架和表述方法,甚至包括生产、贸易、制度方法,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器具。没有这套器具,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几乎寸步难行。这已经是一个现实。

可是器具只是器具。当器具具有文化的温度的时候,它就拥有了那个文化的灵魂。

没有人会认为阿巴斯的电影不伊朗,没有人会认为他是西方的,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文化不够震撼。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最终全球化会走到了它的反面,变成了全球性的反全球化?

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globalization is localization。全球化就是地方化。全球化在向全球跑的时候,没有在地化。

这不是什么可口可乐或者爱马仕雇佣了几个会讲英语的本地人就可以了,而是在全球化中,在地化变成了全球化。简单地说,就是刁亦男用西方的器具讲了个中国故事,李子柒用西方的器具讲了一个中国女孩的日常。

中国的文化变成了世界的文化。

这是不是有点天方夜谭?可能是,乌托邦大概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乌托邦,大约全球化就只能走向反全球化。

我已经对漫威很腻了,我想看封神榜宇宙,我想看黄飞鸿成为007,在全世界反恐。

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

我不是说文化输出,我只是想看那些西方的器具,说中国人的事情。我想看中国人思维之下生产出来的优秀的明史研究,就像孟森先生那样,处处机锋,创见叠出,而不需要去看魏斐德。

湖南卫视《舞蹈风暴》里,经常有跳中国古典舞的孩子们说,我们要让中国舞蹈走向世界。我很想和他们说,你们知道百老汇里,既有华人的首席提琴家,还有华人首席舞蹈,还有华人首席灯光。真的,你们好好琢磨古典舞,创造出一些美得极致的古典舞作品,全世界都会来欣赏的。

剧场是西式的,舞台是西式的,灯光是西式的,没关系,讲好一个中国故事,跳好一曲古典舞,这便是最好的全球化。

禅宗有云:道在屎溺。意思是说,日常生活便是最大的修行。

我们一天天地谈文化输出,然后把李子柒也给摁进去了一个文化输出的光荣使命。其实这个女孩只是在给人们看,在中国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如何开出了一朵世界的花。

到最后,就是这样日常的中国,给了全世界感动。

大约,最自信的文化,就是这样美丽的样子吧。

对规则的迷思:“起飞前亲人去世,老夫妻要求改签航班”

12月8日,杭州萧山机场飞往三亚的航班,这架已经开始滑行的飞机却又紧急返回航站楼,该航班在延误50分钟后最终起飞。原因是机上的一对老夫妻乘客突然得知亲人去世的消息,想改签到天津的航班,才焦急地请求“刹一脚”。

都市快报的微博截图都市快报的微博截图

这个新闻很多人都看到了,结果是机长“征求各方意见”后,飞机掉头,两位老人也顺利改签了航班,也算是冬天里的一点温情。此事杭州本地媒体《都市快报》以一个整版的规模进行了报道,没想到的是,新闻出来后,引起的争议还很大,有相当多的人不赞成机组的决定,认为“耽误了其他乘客”的出行时间。

在社交媒体时代,要还原这一事件并不困难,有不少该航班的乘客发了朋友圈。一个代表性的意见是,自己以百米速度冲向高铁站,差一点就赶丢了去万宁的高铁。其实,据媒体后来求证,这次延误50分钟起飞的航班,最终到达时间只比计划晚了15分钟而已。

微博截图微博截图

接到老人的要求后,机长可以选择征求“多方意见”后返回,也可以在对老人进行安抚和解释后,以不能耽误大家行程为由,按原计划飞行,这都是合规的。现场的情况是,突然得到亲人去世消息的老人,情绪有点激动,机组选择返回,也是考虑到两人的情况已经不太适合坐飞机。这不仅是“人性化”的选择,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当然,部分乘客可能也很激动,机组人员马上给他们送上饮料和点心,进行安抚。他们“平静”了下来。尽管心中有不悦,但是最重还是选择了“默认”机组的决定。很多年后他们回顾自己的举动,会越来越肯定自己的选择,尤其是他们遭遇人生波折,能够更多进行换位思考的时候。

这事在制度层面,机长的决定是完全符合规定的。而具体到每一个参与的人,也都可以得到一些反思,比如,人生的无常,对他人处境的同情,自己仅需要付出一些情感上的支持,就能具体帮助到陌生人。人们大可以“诘问”自己,如果置身其中,自己会做出哪种选择?每个选择,都反过来证明了你是一个什么的人格。这比朋友圈流传的各种由新媒体运营人员花一个小时设计的各种人格测试,靠谱得多。

相比于后来此事在网上引起的争议,机舱内的情况可能要温和得多。我们可以把这个机舱看作是一个临时的小“社区”,来看一个有价值的“妥协”是如何形成的。机长想“返回”,是因为他知道航班的时间有余地,不会晚50分钟那么多。那几个本来有意见的人最后“妥协”,空姐过来安抚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比两位老人还要“紧急”的情况。在这个气场之中,人们就容易表现出温情的一面。

相比之下,那些机舱外的人,可能会更“冷漠”一些。网上有不少人认为,两个老人耽误了大家时间,还有人出于惯例猜测老夫妻是有背景的特权人物。他们想捍卫的可能是抽象的规则(谁都不能搞特殊)。人们知道,天气或者是其他各种原因,都是自己不能决定的,也无法改变,而那两个老人,确是确凿无疑的存在,他们“破坏了规则”。最常见的论调是,“如果人人都像他们那样,以后航班还能正常起飞吗?”

这种诘问,是典型的中国式类推,类似于无赖,因为类似的事件,并不经常发生。或者说,机组每天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如果你以“我的文件掉在机场”为由下飞机,机组不会同意,同机的乘客也不会“平静下来”。这一次偶发事件,既不会导致模仿,也不会导致航空部门制定一条“照此推行”的新规。

网友“无理取闹”的愤怒,其实是对“破坏规则”厌恶的扩大化。这让人想起几年前的北京动物园女子被老虎袭击案。女子违规下车,被老虎拖走,最终自己受伤,母亲因为救援自己而被老虎咬死。女子是确确实实违规了,但是她在事件中也受到了“报应”,自己深受重伤。不过,在老虎的牙齿之后,来自社会给予的谴责,可能会让她疼痛更久。

这种对规则近乎偏执的捍卫,根源于对现实中破坏规则者的痛恨。面对现实中的违规者,人们通常无能为力。这些年,开始看到很多人现场制止那些买票、等车的插队者,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更重要的场合,有一些更有力量的违规者,大家都敢怒不敢言。于是,这一腔怒火,只好去那些和自己无关的“破坏规则者”,因为这种谴责本质上对自己是安全的,不管如何,自己都不会承担责任,也不会付出代价。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机场乘客大多还能“理解”,反而是无关的网友更“义愤填膺”。

在日本北部旅行的时候,我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从青森市出发去芦野公园看太宰治故居,需要乘坐电车,在五所川原市换乘一列只有一节车厢的小火车,中间的换乘时间只有5分钟,堪比那位在三亚机场转乘高铁去万宁的乘客。我的优势是,日本的电车非常准时,导航显示换乘时间只需要2分钟。

但是,距离五所川原还有20分钟的时候,我所乘坐的电车莫名其妙地停了几分钟。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心情,因为小地方车次少,下一班小火车,要一个多小时以后了。电车再次启动后,我不断刷新手机导航,看距离车站的时间,很不幸,电车至少要迟到6分钟。我不由深叹一口气,接受了这次旅行变得不完美的事实,午饭和下午的跑步都会受到影响了。

到达五所川原车站,我已经呈现出放弃之后的颓废,慢慢走出车厢,却发现有好几个人都快步前进,我也跟着他们快了起来。走上台阶,就看到一列单节小火车在那里停着,我赶紧奔跑起来,这时却又发现人们并没有我跑得那么快。列车员就在站台上,面带微笑地看着大家。等最后一个人上车(一共也就十来个人)后,穿制服的列车员才上车,关上车门,原来他就是火车司机。

为了等我们这几个人,这列小火车晚发车了10分钟。鸣笛之后,美丽的观光小火车出发了,这笛声竟然也有几分动听。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民族能像日本人这样“守规矩”了。但是,他们在该“变通”的时候,还是会变通一下。对几个从容的本地人来说,谷歌导航上的时间未必是“正确的”,或许他们知道,那列小火车一定会在那里等他们。

日本人对排队都很执着,但是在东京都博物馆看正仓院文物展的时候,面对那绝美的大唐琵琶,队形大乱,所有人都一脸和气,没有人露出不忿的神色。事实上,如果你在日本一不小心插队了,也不会被揪出来。在一个人人都守规则的社会,人们会相信,那个插队的家伙,一定有不得不插队的原因。

或许恰恰是“有原因的插队可以原谅”,才会让日本人那么痴迷排队(你不能滥用了人们的原谅)。这就是“规则“的迷人之处说到底。“规则”或者“道德”,主要是约束自己,而不是用来指责别人的。规则当然是明确的,但是也会像萧山机场那个航班一样,为人情留一点余地。

胡歌,阿兰·德龙,巴蒂斯图塔

《南方车站的聚会》海报《南方车站的聚会》海报

在《南方车站的聚会》里,胡歌饰演的是个杀人犯,被全城警察追捕,又被道上的流氓盯上,他一次次逃脱,然而,为了两个他放不下的女人,最终他被警方包围,死在乱枪之下。

这个故事梗概,像极了阿兰·德龙主演的经典电影《独行杀手》。当然,这就是《南方车站》编剧兼导演刁亦男的本意,他就是要拍出一部当代的、中国的《独行杀手》。而刁亦男之所以选择胡歌去饰演这个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悍匪,大概就是因为他有一副精致俊美、堪比阿兰·德龙的相貌。

胡歌剧照胡歌剧照
《独行杀手》里阿兰·德龙的扮相《独行杀手》里阿兰·德龙的扮相

为什么要用美男子?阿兰·德龙另一部代表作《豹》就是答案。德龙在该片中饰演一位19世纪中叶的西西里男爵,象征的正是“豹”:高贵、纤美而又危险。该片的点题词是“我们是狮子是豹子,将要取代我们的是豺狼和鬣狗”,这狮与豹,指的是欧洲革命时代气数已尽的旧贵族;而狼和狗,则是新兴掌权而野心勃勃的资本家。

《豹》的剧照《豹》的剧照

《南方车站》故事肇始,也来自于新势力的咄咄逼人,黑道当红一帮要胡歌团伙让出地盘,继而导致了一连串的血雨腥风。新人的特征是不守规矩、不讲道义,而老人则重情义,讲交道。可是,这个世界又总是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独行杀手》的意思也是这样,它的片名“samourai”,即日语“武士”的西文拼音,讲的就是一个当代的武士如何殉道成仁。影片开始是一行字幕:没有比武士更孤独的。阿兰·德龙是孤独的,而他的重生版本胡歌也是孤独的,天大地大,却没有容身之所。

《独行杀手》的剧照《独行杀手》的剧照

他们当然一直知道自己宿命如此,但又不得不且战且退,终至飞蛾扑火。在《独行杀手》里,阿兰·德龙处决了背叛自己的雇主,不过仍然执行其委托的刺杀任务,却又用空枪换来警方的真弹,以自己之死来了结一切。而在《南方车站》里,胡歌心知肚明自己逃不掉,也不想逃,干脆故意设局让警察来结果自己。

为什么要寻死?根子上说,当然是因为混迹江湖,今天我杀人,明天人杀我,早就有了“迟早要还的”觉悟。但具体而言,则是由于有了牵挂。胡歌和德龙身边都有两个需要呵护的女人,一个是长年的贤内助,一个是初识的风尘女——德龙不想牵连情人,也不想杀死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歌女,还要忠于自己的职业道德,于是只能自己死。胡歌则是想让自己亏欠已久的老婆拿到30万的悬红赏金,又对既帮助自己又出卖自己的妓女生起了莫可名状的亲近感和保护欲,而自己身上又背着好几条命案,想要让她们彻底脱险、拿到赏金,惟有以死谢罪。

走到生命尽头,满身血污的胡歌穿上了一件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的球衣,当他被击毙,一声不吭扑倒在地,我们会发现,他的球衣号码是9,背上印的姓名是“BATISTUTA”——巴蒂斯图塔——那位1990年代的著名球星,以势大力沉的脚法、俊朗伟岸的外形、坚守弱队的忠贞而成为一代体坛偶像。

巴蒂斯图塔和他的9号球衣巴蒂斯图塔和他的9号球衣

为胡歌罩上巴蒂的“战袍”,当然仍是特意为之的,毕竟在“南方车站”故事所发生的2012年,一件阿根廷球衣,十之八九应该印着梅西的号码和姓氏,因为巴蒂早已退役多年。无他,刁亦男看重自然是“巴蒂斯图塔”所象征的忠诚、悲情和野性——球王马拉多纳对这位同袍的评语,简单粗暴:“一头彻彻底底的野兽”。

而胡歌在《南方车站》里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折不扣的困兽之斗。影片甚至特地安排了一段情节发生在动物园里,藏匿在此的另一逃犯和刑侦队长廖凡,就像古龙小说里的刀客一样对峙,他们屏息静气,猛然间枪声响起,胜负已分,随即画面切到一头老虎,它惊恐不已,分明也就是不在场的胡歌的分身。

电影剧照电影剧照

《南方车站》是刁亦男精心打磨的一颗钻石,不仅因为它炫目华丽,还在于它内部布满了各种菱形对称,环环相扣。比如,胡歌和桂纶镁第一次见面,混进这座南方小站的候车茶室,墙上赫然贴着“牛肉面”的海报,而到了影片结尾,他俩最后见面,恰是一家牛肉面馆。

在片中,每次“吃东西”,一场血腥的暴力事件就会接踵而至。开场,是胡歌嚼着火腿肠,扑进了群架之中。中段,两个女人默默吃完混沌,小舅子和旅馆老板相继死在了拒捕逃窜的路上。后段,桂纶镁吃完烤串,色鬼(黄觉)的脑袋就被砸开了瓢。结尾,胡歌吃着牛肉面,冲出小巷,倒毙在了湖边。

甚至连“吃火腿肠”这么微小的细节,也是精心设计的:胡歌的老婆孩子出场,妈妈塞到孩子手里的,又是一根火腿肠。而且,当时爸爸出场,远远躲在一群人的身后,而儿子再亮相,则是孤单一人玩着足球,等孩子们拥来,他又被晾在一旁。说明独狼的孩子,注定仍是独狼。就这样,片中看似全无交集的这对父子,隐隐达成了链接。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湖边妓女即“陪泳女”都戴着帽子,除了抵御风吹日晒,更在于这是她们维护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影片就先安排了一场陪泳女被抢帽子而生气的段落,点出帽子的意义,再到影片后段,胡歌和桂纶镁在湖上缠绵之后,桂的帽子缓缓沉入水下,即寓意她解开心防,已然沉沦。

虽然《南方车站》充斥着斩首、枪战、强奸等情节,但它并不是一部常规意义上的“警匪片”。

实则它还得算是一部“电影节”电影,也的确是2019年唯一入围戛纳影展竞逐金棕榈奖的华语片。而导演刁亦男的前作《白日焰火》,获颁2014年的柏林影展金熊奖,也正是中国电影截止目前最后的一座“欧洲三金”。

《白日焰火》《白日焰火》

《南方车站》与《白日焰火》一脉相承,类别上都是所谓“黑色电影”(Film Noir),即20世纪四五十年代依托硬汉派侦探小说所诞生的一种犯罪电影类型,主要特征是情节灰暗、影像鲜明,男女主角一般分别是愤世嫉俗的硬汉侦探和妖艳神秘的蛇蝎女子(他爱她,但她注定要出卖他),辅以高对比度、倾斜别致的表现主义摄影,大多传达宿命无常、虚无孤寂之主题。

最早,黑色电影本是好莱坞出品的B级片之一类,但二战之后被法国知识界辨识出了其贴合时代的存在主义内涵,继而逐渐成为优质、严肃、作者电影的一支。这个类型的《马耳他之鹰》《第三人》《日落大道》《唐人街》等,都已是今天公认的影史杰作。不过,在华语影坛,黑色电影非常罕见,在刁亦男之前,大致只有杜琪峰拍过一些兼有欧美黑色和港式动作的风格化警匪片。而比起杜琪峰,刁亦男显然是一个原教旨主义派,他在各个环节上都在力求复辟经典黑色电影。

不过,从《白日焰火》到五年之后的《南方车站》,他自己也有了显著的变化。《白》对标的是黑色电影范本式的《第三人》,而《南》则转向了法国电影人改造升级过的变体《独行杀手》。内里的区别在于,《白日焰火》的重心仍是美式电影的“讲故事”,讲一个扣人心弦、出人意料的推理-侦破故事;而《南方车站》却转到了法式的“讲情绪”,散漫且风格化的声画,聚焦的是人的状态、人的情感。

例如《独行杀手》,故事发生在1960年代的巴黎,街道、地铁、公寓楼、夜总会都是实景,但其创作者梅尔维尔却特意抽空了时代、时局的现实感,只聚焦于一个人的存在主义式孤独。到了《南方车站》,刁亦男的意图也同样如此,虽然故事发生在武汉,但现实的武汉都市景观全然缺席,而如果我们细心去看影片里出现过的小偷及警方地图,还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武汉,其区域、街道、水系通通都是重构的。

电影里的武汉电影里的武汉

刁亦男在这个他自己创造的“平行武汉”里,精心嵌入了城中村、野塘子、马戏团、动物园等拼图,每一处都深入参与了叙事又外化了角色的心理状况。而且,整部电影几乎没有“定场镜头”,即那些表现地理空间的大全景或航拍镜头(除了少量表现警方行动的“新闻画面”),他刻意让观众的视野和片中人的视野一样狭窄局促,他们看不清前路,找不到方向。

在这样的安排下,导演的意图就是指这个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而这一次,恰巧在一个南方中国的城市。真正令刁亦男着迷而想要述说的,是无力挣脱的宿命、是萍水相逢的浪漫、是注定寂寞的人生……这些隽永而又苍茫的根本难题。

所以,最近的两年,已经到了导演生涯壮年的“第六代”,纷纷端出了自己更大、更具野心的代表作。贾樟柯和王小帅拍出了浓缩四十年“改开”岁月的个人史诗《山河故人》《地久天长》,而娄烨和刁亦男,则利用“凶杀”“情色”“追捕”元素炮制了黑色犯罪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南方车站的聚会》。

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贾王拍的是线,娄刁拍的是点。前两者更宏大也更具象,后两者则更缩微也更抽象;前两者探讨的是中国和时代及其置身其间的普通人到底怎么了,后两者则展现的是无论年代无论国族无论阶级的人性及情感都是如此的扭结幽深。当然,最终,他们的线和点彼此交错勾连,一幅幅、一层层既关乎此时此地又映照生生世世的图像也就出现了。

兜兜转转,新款的第六代电影仍旧是相当欧化的,显著区别于当下国内影坛主流的美式、韩式、港式商业片,这也注定了这些影片很难在市场上“爆款”。

而且,也不讳言,披着犯罪片外衣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仍然有容易让人消化不良的文艺腔,还存在驳杂不纯顾此失彼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立场为世人所知的“第六代”身份,让我们对他们的作品总抱有另一种关乎“异见”的期待,而《南》和《风》的主要创作目的显然并不在此,也让不少他们的支持者感到错愕且失落。

但是,即便如此,在“第六代”身上,我们仍然能看到笃定且敏感的作者态度,仍然能发现考究且先锋的视听技法,仍然能体会到他们对于中国现实的敏锐洞察力,而他们的作品,仍然代表中国电影当下的最高水准,并且仍然代表中国到世界影坛角逐荣誉,这本身还是一桩幸事。

寓传统之意于现代之中

《龚鹏程述学》这样一个书名,可能会让许多人误以为这只是一位学者在自述其治学经历,但这倒不如说是借此呈现人文思想与学术境界。在传统上,这原本是常有的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即是明例,谁也不会把这名篇仅仅看作是他的个人记述,但近百年来,受现代学科分界的影响,已经极少有人以这样的形式完整阐述自己的思想。

《龚鹏程述学》,龚鹏程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龚鹏程述学》,龚鹏程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这中间本身就表露出我们与传统的断裂:因为中国传统的学术,其实最终指向的并非学术本身,而是为了成就生命的完满。所谓“学以成人”,“人”并非天赋生成,而是通过治学、养性、践行,不断达臻的一个德性自我。

然而,这却是新文化运动诸公所痛诋的,1918年傅斯年就在《新青年》上撰文批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认为“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他进而批评中国学人不懂经济学上的分工原理,“‘各思以其道易天下’”,“其才气大者,不知生有涯而知无涯,以为举天下之学术,皆吾分内所应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所学之范围愈广,所肄之程度愈薄”。在此,他所强调的“以学为单位”和“学应分科”,都是以学术进步为本,而不是为了修身成人,这与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适成相反。

傅斯年傅斯年

明了这一点,再来看本书开篇不久所说的“生命的历程与内容,事实上也就是学的内容与经历”,就能明白龚先生取旨的不同:虽然乍看起来,他是在孔门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框架下分别检核所学,但这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学术分科,而是遥接前圣,欲以此达致“人”的境界,在隐含对现代分科割裂异化之弊的批判之余,重申中国的人本主义。

多年前他在《唐代思潮》一书的自序中也曾说过,年少好胜,“为学陷于荆棘论辩之中,往复斫杀,务在伤人”,但后来“渐知非学以养心之道”,因为按中国历来的理念,“学”仍非最终目的;至于当下的分科,在这一理念的关照下并不能算是“学”,只能算是“术”,是不同门类的技艺。

《唐代思潮》,龚鹏程 著,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唐代思潮》,龚鹏程 著,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因此,“龚鹏程述学”一名看似是“个人的”,其实却需要极大的气象格局,这也与龚先生“华人第一才子”的盛名和发扬蹈厉的个性相应。从其述学可知,他在成长的时代氛围虽可说“新旧交替”,但教育体制早已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确立的现代化教学体制,“中国文化,只在中文系里传承,其他各科系均以西方现代学术为依归”。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的序言中,他开宗明义便提到:如今即便是为传统文化辩护者,也“都不敢撄现代化之锋,都承认现代化的价值与必要,所以要传统文化无碍于或有助于现代化为说。换言之,看起来是传统文化的护卫者,其实是拉传统文化去做现代化的拉拉队。传统文化有没有价值,要以现代化为标准来估量”。

可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他觉察到新文化对“传统”的批评,常常不仅隔膜,而且并不是从传统本身来理解它,却是以另一套标准将之格式化,即“动辄与批改小学生作业的方式,居高临下,说古人这里对那里错,什么地方没讲清楚;其次是藐视中国人的论述、思想与观念,认为模糊笼统、不明确、没系统……以西方理论为标准来看中国物事,合则称许,不合则讥讪之”。

歌德在1770年曾说过,哥特式建筑如果以古典规则衡量,是不规则、不对称乃至古怪的,但如果回到其自身来看,却不能不承认它是自足的、美的。实际上,这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对“传统”误解的根源:以“现代性”为标准,以为差异就意味着低劣。更关键的是,由外在框架“格式化”的传统,实际上已变成一堆无生命的死物,或用余英时的话说,变成了现代生活中无所附丽的“游魂”。

哥特式建筑科隆大教堂哥特式建筑科隆大教堂

自中国踏入现代化这一不归路,如何对待“传统”一直聚讼纷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衡量近代人物与思潮的最重要指针之一,而其中对传统温情者的传统文化观大体与西方政治思想脉络中的两种保守主义倾向相对应:一种是“往回走”(go back)的保守主义,主张回到传统,回到过去;另一种是“慢慢走”(go slow)的保守主义,主张立足于当下的审慎变革。

在本书中,龚先生也追忆说,当年师友大抵可分两类:一类是反对现代化,对新风潮极其不满而矢志保存传统;另一类虽讲传统文化,但“底里其实是西学,或参酌会通着西学在讲中国学问”,这是“现代保存型”的,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意味着传统只有经过改造才能适应现代社会。不难看出,这两类大体就是“往回走”和“慢慢走”,只不过后一类更具保守进步主义的色彩。

然而,龚先生的态度却与这两类都迥然不同。在他的诸多著述中,他曾反复强调,“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本身就是难以接受的,他的思想不是传统也不是现代、不是传统与现代,亦不是由传统到现代,而是“即传统即现代”。这里值得引述他的原话:“人不活在过去,是活在这个正现代化或已现代的社会中。这种存在是具体的,也是有限定的,人只能在这样的时空汇中去感受、去理解。因此,我们所理解之传统,无论如何都有现今存在之印记,不是感现世之浅俗无聊而抗志希古,就可能是感觉传统令我们在现实中不舒服、受束缚而思改造之、扬弃之。其所谓古、所谓传统,和现世存在处境和感受必相关联。故没有本质化的、凝固化、真空状态的传统,每个时代人说和理解的传统均不会一样。就此言之,可以说传统其实在现世之中,不同的现在便会有不同的传统。”

这当然是高明的见解,说起来,这其实更合乎西方现代的主流思想。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中心与边缘》中就强调“传统连续性”,断言没有一个社会能真正摆脱传统,“信念领域里的自我作古式新颖绝无可能”,而“几乎所有已知社会”都会不断体验一种“既参与现在又分享过去的意识”。不仅如此,一代代的西方思想家均强调,只有一个有活力的传统,才能不断激发出新的思想意识。

《中心与边缘》,[美]爱德华·希尔斯 著,甘会斌 译,译林出版社 2019年版《中心与边缘》,[美]爱德华·希尔斯 著,甘会斌 译,译林出版社 2019年版

相比起来,五四反传统思潮则从整体上否认中国传统延续至今的合理性,并从根本上怀疑这在现实中是否还具有正面意义。汉学家葛瑞汉对此的态度较为中立,他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习俗之网继承自传统,“但由于实践中创造性的流动或缺乏创造性的僵硬而使之升华或衰退”——也就是说,传统并不因其是“过去”就应遭摒弃,它能否延续取决于动态因应现实的创造性实践,正如所有经典都随不同时代而获得新的阐释,是“适今”的结果

循着这个思路来看,已被当下人们扬弃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个被当成了垃圾堆的宝藏。显然,“现代化”并不是什么都好,约翰·基恩在《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就认为当代盛行的科层主义正对文化发展造成严重问题,他认为这种形态并不正常,因为“并非所有的活动和事情都能通过科层主义的办法来规定与控制,抽象的和精打细算的科层主义机构,会压制各种特殊的需要和活动”。然而吊诡的是,欧美思想界对现代社会的反思由来已久,常从古典思想或东方文明借鉴来矫正其弊,现在反倒是中国更缺乏这样的反思。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约翰·基恩 著,马音 刘利圭 丁耀琳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约翰·基恩 著,马音 刘利圭 丁耀琳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虽然龚先生常被视为一个传统主义者,但实际上,“传统”在他这里已变为一种思想资源和可选择的道路。打个比方,以前的农民务农,也许从来没想过为什么,因为他祖祖辈辈就是农民,也不知道生活还有其它可能;但现在的人选择返乡务农,却不是因为这样,而或许是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厌倦,践行耕作对他而言不是唯一的人生可能,而是一种可欲的生活方式,也代表着对城市文明的反思。正因此,他也并不抱残守缺,相反相当积极地引入新信息、新思想,甚至在大学中新开辟资讯管理系、资讯社会学系,讨论人在信息社会中如何处理信息带来的社会变迁,这远不是一味只想“保传统”开国学班之类“往回走”的所作所为。

与此相应,他当然拒绝认为传统文化是一成不变的,相反,他的态度相当积极与“现代”,甚至不认为有唯一的文本或解释:“所谓原本,事实上即是我诠释出来的新结果。历史上,对该书该人物之研究与推进,也即是这不同诠释的显现。……新事物新观念可没那么多,大多仍是老东西的新诠释新眼光,而新事物新观念就由此生长出来了。因为视野与角度的调整,正是催生新观念、创造新事物的关键”。而他最终的目的,可说便是回到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中去,以救当下学术、社会、生活之偏枯,反对任何对人性的戕害,重回到“成人之学”——因为中国文化的根底就是强调融会贯通,达到“至善”或“真人”的境界。

不必说,以他的学养眼光,很多论断都极为精到;不过,如果说前人往往以“现代”为基准来衡量传统之弊,那他也不免时常以“传统”为标尺来衡量现代之弊。在他看来,打倒礼教之后,结果却是“如今社会弄得乱七八糟”,也就是说,在他眼里,当下其实是一个失范社会。问题在于,虽然他看到了现代社会的诸多症结,但无法回答一点:为何疗救之道要出自传统文化而非其它现代思想资源?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传统”固然仍有其价值,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出路,并且还需要与其它解决之道相“竞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将是一场艰苦的论战。

可以设想,传统与现代之争仍将延续,这原本就没有也不必有定论。在西方思想史上,所谓“古今之争”的论辩曾绵延数百年之久,至今余波未平,而传统与现代之争可说是中国式的古今之争。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也持续了一两千年之久,每一次都是对时势的回应,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从中汲取养分,借以反思局势。在这样的过程中,对“封建”的主张,往往并不是为重建历史事实,“三代之治”也注定无法再现,而是意在批判、矫正“郡县制”之弊。但正如龚先生自己也发现的,到顾炎武《郡县论》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一论断后,相关争论已告终结,“支持封建论的人只能思考如何在郡县制中推动符合三代封建的理念与政策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与现代之争最终恐怕很可能也是如此:“寓传统之意于现代之中”,以传统来反思现代,但又只能在现代的框架之下激活传统。

勘误:

p.178:所以孔子才说:“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天下其如示诸掌”(《大学》)

p.187:好奇,犹如诗之“兴”。好奇才能生疑情:移情?

p.208:治学之途,一是继续上述尽兴的辨法:辨=辦

p.209:用一套臆想出来的框架在胁持着真实社会走:胁=挟

p.247:姜白石自度曲《鬲西梅令》:西=溪

p.306:体制仪式经卷料仪虽越来越法术化:料仪=科仪?

p.368:文坛诗坛,主盟者开坛站:站=坫

p.408:闻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闻”当作“阐”

p.439:恐怕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夙命:夙=宿

p.466:湣民惠礼曰文:湣=愍

在充满魅力的怒江大峡谷旅行

最近我又游历了云南怒江大峡谷。

这是第三次去了,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

从怒江州府六库出发,驱车四天,一直行至丙中洛前往西藏察隅(即著名的“丙察察”入藏路线)的交界处。

云南是中国旅游资源最丰富、色彩最绚丽、景观变化最具多样性的地方。而怒江州,则是深藏闺阁,尚未被人们认识和开发的处女地。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最西北部,全境狭长。一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河,入滇后就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的峡谷里逶迤奔流,山高谷深,水流声如怒吼,故名怒江。 怒江纵贯全州的长度为310公里。出泸水后,河谷变得宽阔,再经保山、德宏,流入缅甸和泰国,最终汇入印度洋,国外称作萨尔温江。怒江州的峡谷山群连绵雄伟,4000米以上的高峰有二十多座,常常能够看到终年积雪的白色山峰。这里聚集了各种珍稀野生动、植物,这里,连同毗邻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构成喜马拉雅山余脉和云贵高原挺直的脊梁。

怒江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的峡谷中穿过怒江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的峡谷中穿过
奔涌澎湃的怒江老虎跳奔涌澎湃的怒江老虎跳
春天里,怒江水是清澈碧绿的春天里,怒江水是清澈碧绿的
大峡谷尽头是雾里村大峡谷尽头是雾里村

从前游怒江,去过泸水市的老虎跳、片马,福贡县的知子罗、月亮石,贡山县的怒江第一弯和丙中洛。这些都是敢于冒险的自驾车族耳熟能详的地方,写在各种旅游攻略里,但总体说来,真正来到这里的人并不很多。这次我随一个拍摄小组的年轻朋友同行采风,深入探索大峡谷的秘密,对于怒江的了解又加深了许多。

雄奇旑旎的峡谷深处

怒江州细细长长,总面积14703平方公里,大于两个上海市。下辖一市三县,有三个在狭隘的谷地中依山傍水而建。全州人口54.4万,只相当半个上海徐汇区或半个北京房山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8%,以傈僳族、白族为大端,而独龙族和怒族是该州独有的民族。这里是云南最贫困的地州之一,也是国家帮扶重点。

我在泸水,结识了多位省里派下来的扶贫工作队员,都在动脑筋,想方设法利用本地资源开发旅游业。当然,规模更加宏大的省级“大滇西旅游环线发展规划”正在筹划编制,沿怒江贯穿全州的“美丽公路”,已经基本竣工,兰坪机场也在验收之中,交通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听说还要在泸水附近硝洞后山上建造一条跑道,有人建议,候机楼设在山下,旅客乘缆车升空数百米去登机。若真是如此,恐怕是世界上最有创意的机场了。

峡谷中正在建设从六库到丙中洛的“美丽公路”(蓝线标注)峡谷中正在建设从六库到丙中洛的“美丽公路”(蓝线标注)

这次我发现,怒江还有无数支流,和广阔丰饶的纵深。当离开南北干线公路,选择一些岔口拐弯,进入东西向的一个个新景点,会看到星罗棋布的村庄,和更多精彩美丽的景观。

比如位于怒江西岸的亚坪,傈僳语意为悬崖峭壁。高黎贡山叠嶂起伏的山峦峰顺着公路延展不断变化着景观。初冬微寒的细雨中,漫山碧绿的森林,有些变成金黄和绯红。瀑布从山顶涌出,化作白练,洒然飘落在石崖上。我们在路旁拐角停车,沿着陡峭的碎石堆徒步下行,恰是两座高山间的狭长谷地,穿过枯萎的灌木丛和紫竹林,一直走到潺潺流动的溪流旁小憩。而后驱车继续前行,山势越来越高,终点是中缅交界之处。往东,可以看到碧罗雪山的雪顶,往西,则是缅方曲曲折折的盘山公路,一直通往传说中的野人山。

亚坪的自然风光亚坪的自然风光

又如怒江更西侧的独龙江畔村寨钦朗当,也是个紧挨缅甸的边地。现在交通条件完全改善,汽车穿越长达六公里隧道前,入口有这样的提示:“隧道内有动物出没,注意观察,注意避让”,令人平添几分错愕和惊喜。车行至马库,走过一座色彩绚丽的吊桥,就看到从天而落的哈滂瀑布,构成了村庄背景。独龙族是云南人口最少的民族(约七千人),按照家庭血缘关系,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山坡台地上,组成自然村落。

从前独龙女子以深蓝色图案文面,给人神秘的感觉。如今这种古老习俗已被摒弃,独龙人的生活走向了现代。几年来,通过整族帮扶安居温饱工程,钦朗当全体村民都住进新建的二层木楼,还建有漂亮的学校。这里的感觉,像是安详封闭的世外桃源。但我注意到,商店里堆满了来自东北的超级小町大米,现代物流运输,恰好对应着地理学家常讲的“胡焕庸线”,把遥远的吉林和云南联系在一起。

哈滂瀑布是钦朗当的“屏保壁纸”(图片来自网络)哈滂瀑布是钦朗当的“屏保壁纸”(图片来自网络)
钦朗当2013年的景象(图片来自网络)钦朗当2013年的景象(图片来自网络)
钦朗当统一建造了新民居钦朗当统一建造了新民居
与文面的独龙族妇女合影与文面的独龙族妇女合影

当然,怒江州最北面的丙中洛乡秋那桶村的知名度更高,我在网络上常常看到这个被赞誉为“人神共居的地方”。秋那桶同样坐落在原始森林深处,一边是碧罗雪山,一边是嘎娃嘎普雪山,古老的民居依山修筑,和长满青稞的绿色田园融为一体,质朴纯真。后山遄急的小河旁边,水轮驱动的石磨“嘎吱嘎吱”地碾压着玉米,宛若穿越了数百年时光。

这次住进村里的“阿白客栈”,和老板一起围着火塘聊天。他父亲是怒族,母亲是藏族,除了经营民宿,还承接驾车入藏旅游业务,客栈是往来“丙察察”公路自驾车司机和摩托骑手落脚处。我们想晚餐煮锅土鸡汤喝。老板打趣说:“平常老婆掌勺,今天她不在家。鸡都睡在树上,看看我能不能逮住一只?”

走进阿白客栈走进阿白客栈
围着火塘与客栈老板父子聊天围着火塘与客栈老板父子聊天

傍晚清晨,秋那桶炊烟袅袅,山坡上云雾缭绕,马牛鸡鹅在各自的领地散步。村中房屋多为二层干栏式木质结构,下面养牲畜或堆积柴草杂物,上层住人,屋顶覆盖着青石板。这是城里人梦寐向往的田园风光,但论居住品质,恐怕不及钦朗当的新屋。

我不赞成为了保护古民居,就让居民长久住在破败的老房里,供旅游者观赏猎奇。应当在保留外观的前提下,邀请设计师改善内部,增添现代化设施,让村民过得体面舒适。当然,村民生活改善也是明显的。从照片可以看到,村中路灯,都是带太阳能电池板的。客栈老板夫妇和岳母同住,还育有一双儿女,门前洗晒着十来双新潮的运动鞋,就是他们当下穿着的展现。

秋那桶的民居秋那桶的民居
干栏式木屋,下面养牲畜或堆积柴草杂物,上层住人干栏式木屋,下面养牲畜或堆积柴草杂物,上层住人
客栈老板家洗涮的鞋子客栈老板家洗涮的鞋子

神山环绕的基督教堂

在本地传说里,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的群峰中,有许多神山。每座雪山,都有自己的神灵。比如丙中洛周围,就有甲衣更念其布(嘎娃噶普雪山)、巴拉生更格布(贡当神山)、正桶都吉江才(怒江第一湾西面的雪山)、信灵干嘎日浓(怒江第一湾西面的仙人洞)等十座之多。此外每个奇峰怪石,每个箐沟,每颗大树,也有自己的神灵。

然而沿怒江行走,我却看到许多教堂。其中福贡县的老姆登基督教堂、贡山县丙中洛的重丁教堂名声很大,被称作“人神共居”的秋那桶,当地人其实信奉天主教,村中坟墓,都竖着十字架。翻越碧罗雪山时,我瞥见阿鲁那卡天主教堂建在半山之上。甚至在最偏僻的独龙江钦朗当村,也有一座基督堂。这些教堂的建筑风格,多是中国古典楼阁式,或简易的桁架式坡顶平房,供村民礼拜祈祷,有的教堂内还堆放着粮食,户外有篮球架、乒乓桌。

老姆登基督教堂老姆登基督教堂
秋那桶天主教堂秋那桶天主教堂

钦朗当村教堂建在村落尽头的高坝上。门口挂着用汉语和独龙文撰写的《主祷文》《十条诫命》《使徒信经》《信徒主日礼拜守则》以及长老、传道员、执事和礼拜长职责,细细读来,很有意味。比如长老,“为神的管家,照管神的教会,掌握教会各项事务,牧养信徒,执行圣礼。”又如执事,“不断思考和计划教会事工,带领信徒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走荣神益人的道路。”再如礼拜长,“在礼拜聚会时,按时敲锣开堂,保持教堂内外卫生,维持礼拜秩序。”在主日礼拜守则中,还提到“奉献甘心乐意,不要勉强作难,不要人前宣扬”等规定。

钦兰当基督教堂钦兰当基督教堂

看着雪山环抱中的教堂,我想,在“万物有神”的原始宗教环境中,这些少数民族同胞是怎样接受“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教义?天主教明末清初传入云南,但其真正发展传播,是在19世纪后期。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英、中法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保护进入内地的传教士和信徒。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擅自在条约中文本上加入“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赁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打开了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的大门。昆明传教,是在1873年平定了杜文秀起义后开始的, 20世纪初年,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先后进入了怒江地区开展宗教活动。

高鼻子洋人在中国偏远地区传教,远比人们想象得困难。1894年,澳大利亚人莫理循(他后来以《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出名)曾作了横贯中国的旅行。他在昆明见到天主教内地会的X先生,在此传教已近六年,还没有男性皈依者,只有两个“有希望的试探者,等待填补空白成为追随者”。有位皈依者是个掏粪苦力,在X到来之前就已受洗,后因偷窃而被开除。X先生为他孩子的保姆兼厨娘施行了洗礼。在大理,莫理循见到近两年的皈依者,一位是领工资的教会学堂教师,第二个是小贩,第三人是名“勇敢的土著”。莫理循说,天主教的云南宗座代牧区有二十二名法国教士和八名中国教士,已使一万五千人皈依。新教此时在云南有十八个传教士,九男九女,耗时八年,使十一个中国人皈依,那么,使其余人皈依需要多久呢?

怒江地区传教得以发展,研究者认为,维西教案和白马洛教案是个重要契机。1900年,天主教司铎任安收在贡山白汉洛村修建教堂,遭到民众反对。1905年,任安收又欲在丙中洛中丁村(今重丁)修建教堂,与本地藏传佛教的普化寺喇嘛发生激烈冲突。佛寺管事朶马·库乐下令驱逐他,并率人烧毁白汉洛教堂。

此后,在法国驻昆明领事抗议下,清政府派官兵进入丙中洛弹压,抓捕起事首领,杀维西厅守李学诗及喇嘛二十余人,赔偿教会15.9万两白银(其中9000两由普化寺赔付),并将寺庙在多处地方的田产转赔教堂。清廷还以教案议结,赏给任安收四品顶戴。此后,任用赔款重建白汉洛教堂,在中丁、青纳桶、茶腊、彭当修建了新教堂,并用所掌握的田产迫使当地农民成为教徒。白马洛教案是藏传佛教抵制天主教传播展开的“反洋教”运动,但在外国领事的干预下失败。中国近代对外交涉的这种局面,使得清政府不敢强硬抵制,这是西方宗教在华得以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丙中洛普化寺(图片来自网络)丙中洛普化寺(图片来自网络)
丙中洛重丁天主教堂丙中洛重丁天主教堂

此外,传教士在艰难的条件下持续不断地办学、治病,为云南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甚至教当地民众传唱多声部美声合唱,这种潜移默化锲而不舍的努力,对宗教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在基督教扩张时期,云南省除布朗族、德昂族在傣族影响下信仰佛教之外,傈僳族、怒族、景颇族、拉祜族、佤族和独龙族,以及部分地区的苗族和彝族都接受了基督教。回头来看,怒江当年处在贫瘠闭塞的半蛮荒状态,清朝统治者管辖力量薄弱,传统文化和佛教势力也不强大,这给西方宗教和文化的进入创造了机会。

我脑海中还一直想探究,当传教士迈过仅向身边熟人传播福音这道坎后,边远地区整个民族信仰变化的转折点是何时出现的?此外,就全国一般情况看,基督教多分布在城镇,而云南却深入到边远偏僻地区,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莫理循1894年感叹基督教的传教成果远远不如天主教,时至今日,基督教在怒江州的传播和建立的教堂数量,早已大大超过了(怒江州宗教活动场所目前总计822处,其中佛教15个,道教1个,天主教16个,基督教790个)。其中的发展过程,是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都值得研究的。这次探访,加深了我对这个课题的关注。

离开怒江州前的下午,我们在丙中洛探访了重丁教堂。那天天气晴朗,蓝天衬映着雪山白云。村里十分静穆,小白狗躺在马路中间睡觉。教堂院子的大门关闭着,我们询问村医务室女士,如何联系到掌管钥匙的丁大妈?她热心地打了电话,一会儿,在旅游攻略里十分著名的丁大妈拄着竹杖缓缓而来。这是她今天第三次来为访问者开门了,粉白墙体绘有蓝色壁画的教堂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是怒江最接近西洋风格的建筑,外墙有拱形装饰,双钟楼,楼顶的檐角却是中式的上翘。丁大妈比我三年前见到她时苍老了许多,依然热情地周到为大家服务。

与丁大妈在教堂内(作者提供图片);教堂院内任安收墓碑(图片来自网络)与丁大妈在教堂内(作者提供图片);教堂院内任安收墓碑(图片来自网络)

高黎贡山的抗战史

除了绝美的风光民俗和丰富的宗教文化,怒江在二战史上,还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进入缅北作战,恰遇英军从仰光溃败,部队开始多条路线向北后撤。其中第5军军部和新编22师,由军长杜聿明率领,从曼德勒经密支那回国,后因退路均为日军封锁,改外穿越野人山,前往印度的利多,一万多人的部队,仅剩下两千。另一支部队,师长余韶率领迪新编96师,退至到缅北孙补拉蚌,转往葡萄集结。

7月2日接蒋介石电令,向东经高黎贡山回国。余韶回忆,沿途历经艰难曲折,连日看到路旁骨百余具,是先行有病官兵被蚂蝗、蚂蚁吃掉的。

8月2日至4日,官兵翻越高黎贡山,山中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夜夜露宿。高黎贡山每年九、十月开始降雪,深数尺至十数尺,行人绝迹,谓之封山,到次年四五月开始化雪,部队再若再迟一月就无法通过了。

5日,归国部队终于来到怒江之畔,工兵营编造大竹篮挂于溜索上,每篮坐两人,扯绳渡江,惨淡地到达福贡县城。

96师出国参战9863人,战死战伤者4081人,生死不明者453人,归途中死亡1500余人,幸存者约3000人,是抗战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远征军突围路线图(图片来自网络)远征军突围路线图(图片来自网络)

这条归国路线,过去我只是在文献史料上读到,现在知晓,正是亚坪村结布德村到缅甸的古老驿道,也是我正走的黄金旅游线,公路已经修得很好了。这些年来,怒江上更是架设了数十座悬索桥,交通甚为方便。一些河段还保留溜索,亦可为旅游者增添余兴。同山同水,时过境迁,竟找不到从前的丝毫痕迹。我想在亚坪的山口,应当为远征军的归国路线建一座纪念碑,以让后人永志不忘。

亚坪通往缅甸的边境标志亚坪通往缅甸的边境标志
怒江上现在还能见到溜索怒江上现在还能见到溜索

说到抗战,还应当去看看片马的驼峰航线纪念馆。片马是怒江州府六库西北98公里的小镇,也是从一条岔道拐弯,走进高黎贡山的环抱深处,有著名的“风雪垭口”哨所,有公路通往缅甸,修建有雄伟的国门。1900年英国入侵片马,并在1911年1月强占片马。1960年1月,中缅两国政府签订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片马和周边古浪、岗房等地正式归还中国。

驼峰航线纪念馆是纪念抗战中这一重要空中战略航线的专业博物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沿海港口均被日本攻陷,接受外援的通道仅剩下滇缅公路。次年1月,日本发动缅甸战役,5月,日本精锐的56师团抵挡怒江,滇缅公路也被切断。罗斯福总统应中国政府的紧急请求,宣布“不计任何困难,必须打通道中国的路线”,中美开始实施从印度到昆明的“驼峰空运”战略行动。

“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经丽江机场导航进入云贵高原和四川省。由于航线均在海拔4500—5500米起伏连绵的山峰之上,犹如骆驼峰背,故而得名。通过这条空中走廊,中国从印度运回武器弹药、航空油料、医疗器械和药品、布匹军服、机器设备、印刷器材等战争物资,和美军使用的威士忌酒、麦片等食品,中国在美印刷的纸币。返程时输出钨砂、锡锭、桐油、猪鬃,空运量从1942年代5258吨,到1945年累计达到73691吨,其中还包括几次大规模空运军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支援了中国战场的抗日战争。

参加“驼峰空运”的,先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0联队,后来改称美国空运总部印中联队。据统计,美国空运部队在驼峰飞行三年,损失468架飞机,平均每月损失13架。上千美国军人在此献身。中国政府交通部所属的中国航空公司也参加了空运,拥有100架运输机,先后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其运输吨位约占整个“驼峰空运”的百分之十。驼峰飞行难度高,常常还受到日机的拦截攻击。美国《时代周刊》描述,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

在片马境内坠毁的C-53运输机在片马境内坠毁的C-53运输机

驼峰航线纪念馆最重要的展品,是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C-53运输机,这也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架参战飞机的较完整残骸。1943年3月11日,美国飞行员吉米·福克斯与中国飞行员谭宣、王国梁,驾机从昆明巫家坝机场飞往印度汀江。途中穿越高黎贡山一个峡口时,因遇到强气流、低气压而在片马镇境内坠落。

1996年6月C-53坠机残骸被缅甸猎人发现,中方对此十分重视,泸水县政府派人员守护飞机残骸达540天。经过多方努力,坠机残骸运送到片马镇保存,并在坠机遗址设立了标志。2005年底,驼峰航线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展出了修复的C-53飞机。

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及修复的运输机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及修复的运输机

六年前,我第一次在片马看到这架飞机,也详细看了驼峰航线介绍。今年再次来到纪念馆,缅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英雄。这个纪念馆,应当让世人都知道。

青年人的玩法和旅游发展新思路

怒江如此多娇,正成为大滇西旅游环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世人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怒江游的开发,应当有新思路。

在六库,我听到有人说:70后正在老去,未来消费主力,属于80后、90后、00后!

话说得有点儿夸张,但未来属于年轻人,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次我跟随采风的团队,领队姑娘宁婧,是自由潜水的发烧友,在世界各地潜泳,与虎鲸和海豚共同嬉戏,现在又开始学习滑翔伞。摄影师明尧,是位很有音乐才华的摩托骑手,9月份从昆明经丙察察线路,八千里追风,单身赴西藏阿里旅行。他们都是80后,从小受到很好教育,有世界眼光,特别敢于放飞自己的个性,玩法与我们这代人完全不同。所以未来的怒江行,除了大巴和自驾游外,还应当推广山地徒步、攀岩、漂流和自行车速降,与走向富裕的年轻白领的兴趣爱好紧密结合,让古老的峡谷焕发青春光彩,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分手前,与明尧、字童、宁婧在路边饭店小憩分手前,与明尧、字童、宁婧在路边饭店小憩
宁婧在毛里求斯与大翅鲸潜水同游宁婧在毛里求斯与大翅鲸潜水同游
明尧单骑去西藏阿里途中明尧单骑去西藏阿里途中

当然,峡谷有历史有故事,也可以做浪漫文青的梦。一如我们00后的文案字童,坐在独龙镇的客栈里,悄悄写下优美的诗句,以纪念这次令人难忘的旅行:

如果,我是在这里爱上你的

那我必将从一只鸟或一颗冷杉树的身上

寻找出,水域和文明的关系

我想,今夜不用在别处,就在这里爱上你

就在独龙人的夜里

就在昆明的月亮掉进嘎达曲调时候

爱上你

自古英雄都看脸,《爱尔兰人》也一样

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由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爱尔兰人》,尽管在国内并未公映,已经被网上称为2019年第一神作,甚至很多人已经给其预定了奥斯卡奖最佳影片的小金人。

《爱尔兰人》剧照《爱尔兰人》剧照

相比于那么高的美誉度,长达3.5小时的电影,在观看的宜人性上肯定受到影响,某种程度上,此片不是把小说改编成电影,而是以电影的手法在拍摄小说。

固然让人拍案的细节无处不在,但真要看完这样一部电影,对观影的门槛要求很高,可以沉浸阅读一部大部头著作的能力和耐心或不可少。

正因为如此,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萌生了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的兴趣。毕竟江湖与草莽,对美国人存在,对中国人也不陌生。

此文肯定有剧透,但我觉的不用太介意。毕竟这是历史电影,再怎么剧透,曹操不会死在赤壁,土方岁三最后仍倒在函馆。

自古英雄都看脸

电影是围绕由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黑帮杀手弗兰克·“爱尔兰人”·希兰(下文简称爱尔兰人弗兰克)传奇而血腥的一生展开。

退伍军人爱尔兰人弗兰克,是一名干着平淡无奇送肉生意的卡车司机。直到他因为一次汽车故障遇到了由乔·佩西饰演的意大利裔黑手党黑帮头子罗素·布法利诺(下文简称意大利人罗素)。

屠宰是一种神奇的生意。与武侠小说的开端总是一盘小旅店里的酱牛肉一样,屠宰带有与生俱来的草莽江湖气。中国四大名著中两本最直男向的作品,开端都和屠宰有关。《水浒传》以鲁达KO屠夫镇关西开始,《三国演义》以落魄N代刘备遇到卖肉大户张飞开始。事实上,以汉代这个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王朝为例,在其宁有种乎的建国先贤里,有两位都直接和屠宰有关,分别是汪星人刽子手樊哙和切肉之神陈平。

意大利人罗素和爱尔兰人弗兰克的相遇,在电影里拍的诗意十足,但可能从通俗角度,不是那么好理解这两货怎么勾搭上。其实用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抖个机灵就很好理解了。

“弗兰克看这人,五短身材,眼神炯炯,如鹰似隼,却又干净斯文,上下只透着四个字,体面周到。”

“而罗素看对面这位大汉,高鼻深目(废话),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

我们经常吐槽今天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其实自古英雄多看脸。三国水浒里有很多看脸的例子,关羽,张辽,赵云等,都是素颜就能看出是英雄。但和我们这个蛇精脸时代的不同在于,以前看脸的维度比较丰富,是黑矮子也可以,是一丈青也可以,但英雄是要有英雄气的,一些颜值不高的人如张松,庞统,还有水浒里的丑郡马宣赞,人生都比较郁闷。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对话了:“兄弟平时在哪里走动?”“小弟常在费城。”“哎呀,费城我很熟,最近那里有什么好去处?”

别看这些对话有一搭没一搭,本质反映了大家对江湖的理解,是不是同道中人。就和贾宝玉见林黛玉就问,妹妹可曾读什么书,都是一样的。

我不能只是为了认哥,我要认个三观一致的哥。查理·芒格老爷子也说过,找一个你敬佩的老板,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

最后以爱尔兰人弗兰克内心自述“我以为他是个淘宝店主,其实是一位大官人”而结束。意大利人罗素头顶,简直就差“及时雨”三个字了。

然后,爱尔兰人弗兰克陷入了一桩官司,这桩官司在意大利人罗素的打点下,化险为夷。在江湖,吃官司往往是认哥流程的最后完成。

前后过程里,打打杀杀的,还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可以看出爱尔兰人弗兰克除了精通十八班武艺(器)外,是一个非常细心成熟的人,各种打点都做得很周到,对社会潜规则适应的很好,人其实还算正直,后来他发迹以后,到自己地盘上巡视,人家以为他来收保护费,其实就是来打招呼。最后弗兰克有个生日会,黑白两道都到齐了,可见人缘好。只有涉及到家庭,会陷入一种迷之狂暴。野蛮,血腥的一面都会暴露。

从这些来看,爱尔兰人弗兰克是一个有点类似鲁智深和武松的混合体,高出李逵几个段位。尤其像武松。武松是宋江、施恩、潘金莲和阳谷县的知县相公都一眼能看重的人,可惜没遇到著名伯乐梁中书大人,否则早出人头地了。武松也是个很成熟的社会人,出身底层,但懂体面,打虎得的钱都分给猎户等等。武松也有自己的G点,犯了G点,也是杀人不眨眼,逼急了甚至滥杀无辜。

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组合。尽管我们都知道黑手党,但其实意大利人是美国所有族裔里宜人性最高的。过去美国一个街区,爱尔兰人搬进来,英格兰人都搬走了,意大利人却留下来,后来中国人搬进来,爱尔兰人赶紧搬走,意大利人还是留下来。

爱尔兰裔则曾是美国最受歧视的族裔之一。一方面,爱尔兰人高大勇猛,在黑人崛起之前,美国的拳击冠军大多是爱尔兰裔,另一方面,爱尔兰是被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歧视非常严重的民族。这和爱尔兰人信天主教及传统上对商业和学术都不太重视有关。

某种程度上,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在从事黑社会这个事业上,类似水浒里的西北人和山东人,大概真的非常能一拍即合。知名美剧《大西洋帝国》里的“努基”集团,也是爱尔兰裔黑帮。

而且弗兰克还一个退伍军人。他和罗素关于此的一段对话很有趣。也可以尝试抖机灵一下。

“我听兄弟口音,怎么带点我老家延安府的味道。”

“俺曾在西北打过西夏,在巴顿经略旗下效力。”

品品,听完这个经历,罗素大官人怎么能不喜欢弗兰克?黑白两道的大哥收小弟,都是很喜欢退伍军人的,更何况这还是在自己老家意大利打过德国鬼子和墨索里尼大傻冒的退伍军人。

是的,黑手党都不喜欢墨索里尼。我们经常以为黑社会都是爱国的,其实不大然。意大利就不是这样。墨索里尼是北方意大利人,他们讲的什么爱国大义,黑手党所在的南方意大利人讨厌的不得了,他们的心里从来是只有家族,没有国家。德国纳粹就更加不要说了,除了国家主义和黑手党的地方家庭主义根本上就是矛盾外,德国人那套种族优劣性黑手党也不感兴趣,前面说了,他们是宜人性最强的族裔,谁都不歧视,信天主教,在主的面前都是罪人。

三角关系永远意味着精彩

如果爱尔兰人弗兰克一直跟着意大利人罗素,那么大概就是一个刘玄德与赵子龙,近藤勇与斋藤一,袁世凯与段祺瑞的故事,那还不够传奇。这个时候就需要第三者,无论这个第三者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男人就是上海滩三大亨,就是《投名状》,就是上杉谦信,武田信玄与北条氏康,是女人就是《纵横四海》……反正有第三者就可以了。

第三者是由阿尔帕西诺饰演的杰米·霍夫,当年美国的风云人物,全国卡车工会主席(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严格意义上应该叫做国际卡车兄弟会,瞧瞧这直男的名字,这个组织现在还在)。当年他比猫王还有名,社会影响力被称为仅次于美国总统。电影有一幕杰米·霍夫在演讲,我看有影评说动作都是模仿《公民凯恩》。《公民凯恩》我虽然没有看过,是小时候在少儿百科全书就知道的名字。简单来说,就是革命导师。以下我们就简称他革命导师杰米。

当时意大利人罗素和革命导师杰米是盟友关系,派爱尔兰人弗兰克去支援他的“芝加哥会战”。弗兰克战功赫赫,而且革命导师杰米一眼就喜欢上这个猛将,那真是曹操见关羽。一开始就让弗兰克和自己睡一个套间,后来两个人干脆就睡在一个房间里。男人一起睡是很有象征性的,刘关张三人就一起睡,周瑜和蒋干也睡过,当然那是为了坑蒋干。我甚至怀疑,如果曹操不是梦中好杀人,他也要和关羽一起睡。总之,要是一起睡了,那就是兄弟中的兄弟。而且革命导师杰米还努力的融入弗兰克的家庭,弗兰克的大女儿在爸爸的两个大哥中,就和革命导师杰米更亲近。

转折点就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上位。肯尼迪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总统,他是爱尔兰后裔,家族曾经也是底层人民,所以爱尔兰这个族裔非常罕见出了一个这样的体面人。而且肯尼迪还是天主教徒,美国的总统一般都是新教徒。所以肯尼迪做总统的突破性,不亚于后来奥巴马成为总统。

正是因为这些特殊背景,肯尼迪受到大量少数族裔、民权人士、黑人等的支持。意大利族裔也支持他,除了因为有少数族裔外+天主教徒外,也包括肯尼迪是对苏联阵营强硬的总统,黑手党希望肯尼迪帮他们夺回古巴。

政治就是这么复杂,一方面,肯尼迪受到黑手党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的进步思想。2019年最佳奥斯卡奖电影《绿皮书》里,黑人钢琴家遇到种族主义警察被抓起来,最后找了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帮忙。这个同情黑人的罗伯特·肯尼迪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弟弟,也是力主要打击革命导师杰米的人。

可以想象具有这样社会背景的肯尼迪兄弟,上台以后,肯定要收拾革命导师杰米这种把工会搞成社团的。虽然意大利黑手党理论上也应该是打黑扫恶的目标,但相比之下,革命导师·杰米这种人肯定是“大老虎”。

革命导师杰米就被弄进了监狱,构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也带来了电影的最高潮。因为入狱,工会被混入其内部的野心家夺权了。即使后来肯尼迪遇刺,革命导师杰米出狱,但江山已经不是他的了。

革命导师杰米当然不干了,要把江山夺回来。这个时候,他就和意大利人罗素发生矛盾了。因为意大利人罗素在乎的是生意的稳定性,你进去这段时间,江山换主了,相当于唐玄宗躲避安禄山把皇位让给了李亨,现在回来又要复位,那肯定又要内战啊,内战就不好和气生财了。

江湖义气还是理性经济?

意大利人罗素决定干掉革命导师杰米,最合适的杀手,自然就是杰米信任的虎将弗兰克。所以电影的主题,到这个时候,就多少有点爱尔兰人弗兰克忠义两难全的痛苦。

这让我们想到了源自《刺马》的电影《投名状》。但《爱尔兰人》和《刺马》不同,刺马里张文祥(电影里是金城武)因为坚守兄弟义气,才杀掉马新贻(电影里是李连杰),选择的理由是感情。而爱尔兰人弗兰克与其说是在感情层面做选择,不如说做了理性的选择。

因为通过革命导师杰米入狱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人性格上有重大缺陷。如果不是当时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我甚至怀疑他有梅毒(梅毒容易让人亢奋),很容易狂躁不已。这种性格,顺境的时候可能是魅力,逆境的时候就成了负担。

想象一下,要是织田信长在长筱遇到武田信玄本尊被打嗝屁了,如果他还是那副神经质的作风,“敌在本能寺”大概会更早发生。

相比于神经质的革命导师杰米,意大利人罗素则一贯的稳健,是老派的教父作风。和这样的人合作,你会更有安全感。

如同读《水浒传》都知道批判宋江是投降派,而晁盖是更彻底的造反派。但从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宋江的选择——招安后取个功名,给兄弟们封妻荫子,是更稳健理性的选择。以一个水泊的力量对抗整个大宋的天下,肯定不智。某种程度上,如果水浒有另一种写法:晁盖一直不死,宋江集团和晁盖集团最终会不会发生一场火并?也不是不合理。那些游离于两大势利之间的人物,吴用、武松、鲁智深等何去何从,一定很精彩。

当然,电影本身有很多感情纠葛的细节,这里就不去详述了。但从理性人的选择来看,在意大利人罗素和革命导师杰米之间,只可能选择罗素。

最终,革命导师杰米死了,意大利人罗素也老死了,其他黑白两道的重要人物都死了。只剩下爱尔兰人弗兰克一个人孤零零的活到了我们这个山口组成了居委会大妈的后现代社会的前夜。一代血腥传奇结束了。

是不是我该抒情地结个尾呢?毕竟这篇文章写的那么势利,那么不文艺。

人在江湖都是被逼的,谁不想安居乐业老婆孩子热炕头呢,真以为都真心拥护996啊。

“喝风辟谷”曾让乔布斯也意乱神迷

在被封号之前,“喝风免费辟谷”在微信公号500强中位居第409;一个月之内,排名上升了240名。它似乎跨过了格拉德威尔的所谓“引爆点”,粉丝正爆炸性增长,那些诸如《辟谷100天后,我的子宫重获新生》的“喝风辟谷治百病”文章,也在稳步提升阅读量。

喝风辟谷公司的创始人张卫正在规划IPO之旅,此前不久西安曲江区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已将其纳入“第二季度双创券兑付名单”,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对这个创新项目的认可。

在张卫的公司被查封之后,大家才知道,这里的“免费”只是幌子,一个学员如果接受“喝风辟谷”的培训,需要缴纳25800元和23800元不等的费用。这有点像史蒂夫·乔布斯年轻时花费1000美金在团结农场接受“原始尖叫疗法”,要知道那是1974年,即便在美国1000美金对一个19岁的青年也绝非小数目。

乔布斯被割了韭菜。有相当一段时间,他在团结农场和一群东方宗教的信徒一起做志愿者,免费打工,直到他发现农场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淘金骗子。乔布斯被各种可笑的东方巫术所欺骗时,盛行于美国的嬉皮士浪潮有一个支流沉浸在断食、冥想、原始尖叫和感觉剥夺这些云遮雾罩的思想中;50年后,东方中国也有了远古传统勃兴的气象,各种祝由法术蓬勃而起,喝风辟谷的把戏可谓顺应了大势。

乔布斯(1955年2月24日-2011年10月5日),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1955年2月24日-2011年10月5日),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

在中国历史上,喝风辟谷一直有广泛的信众。其最后一个以辟谷奇迹举国闻名的人,或许是1948年重庆的村姑杨妹。杨妹虽然没有成立公司,但却比张卫征服了更多的人心,从九龙坡女师的教授、重庆市卫生局长李之郁、上海主流大报《申报》一直到重庆市长杨森,刚刚从行政院长转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的张群。

不过,杨妹的骗局持续了两个多月后即被揭穿,这对整个辟谷大业无疑都带来了负面影响。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辟谷在一个以唯物主义为指针的社会中更难找到立足之地。近年来,向远古传统致敬却又催生了张卫李卫王卫等各色大神。

我们真的了解传统吗?或许1948年杨妹的传奇,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

杨妹辟谷神话的流传,《申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早的一篇报道发自1948年4月27日,报道的题目有非常强烈的倾向性——《从石柱到重庆的“活仙姑”,少女杨妹九年不食》。编者注称:“这是一桩哄动山城的奇事,同时是一个值得研讨的生理现象。记者魏雪珍先生所报道的只是一个不吃东西的证物,可并不是编造什么骗人的谎话。其中所揭出的问题,必须让生理学家、医学家、或科学家展开他们的研究。”

《 从石柱到重庆的“活仙姑”,少女杨妹九年不食》,《申报》1948年4月27日《 从石柱到重庆的“活仙姑”,少女杨妹九年不食》,《申报》1948年4月27日

这里定下了两个基调:杨妹九年不食是真实的;科学家应对此进行研究。

杨妹是何许人也?她是重庆石柱县人,幼年时代父母亲便过早去世,她寄养在伯父家里。因为伯父家穷,她不能受学校教育,至今也还没有名字,大家就都称她为杨妹。魏雪珍的报道称,杨妹9年前生了一场怪病,而后不食人间烟火,被石柱乡亲视为怪人,就搬到了重庆。在重庆,她的辟谷不食又震惊了九龙坡女子师范学院的教师们。

在《申报》的报道刊发之前,一个叫佘德瑜的石柱参议员已陪同杨妹在重庆寻找医界人士,检查她不吃食物的原因。杨妹住在女师学院总务处庶务主任卓松岱家。卓同佘参议员是亲戚关系,所以照料她很是周到。杨妹不知道自己年龄,从面貌估计大概二十几岁。她也不识字,卓松岱主任曾经写下二十个字教她,不久她便认识了,天赋不低。

就是这个连自己准确年龄都不知道的文盲村姑杨妹,把整个中国骗得团团转。

比较讽刺的是,在5月4日这一天,《申报》在二版刊发了题为《科学、民主与理性》的社论,鼓吹科学精神,但在同版却又刊发关于杨妹辟谷不食的报道称:“哄动山城之少女杨妹九年不食奇事,日来成为街巷谈资,市民对之兴趣殊浓厚,中正医院院长胡先文,决明日亲往九龙坡,检视杨妹脉搏血压,渠将设法使杨妹住院,揭破不食之谜。”

《申报》1948年5月4日《申报》1948年5月4日

继胡先文院长之后,重庆市卫生局也很快介入此事,自5月10日起,开始派专人陪同杨妹,对其进行21天考察。在这期间,《申报》近乎每天都在第二版跟踪报道杨妹。在21天的考察行将结束时,5月30日甚至将报道移到了头版:“杨妹决送郊外或伊原籍,派护士陪伴,继续观察。”

重庆市卫生局在考察结束后公布的报告书中,叙及卫生局抱持仅观察不检验的态度,也不勉强杨妹吃或不吃。他们公布了21日来陪伴护士的详尽纪录,并把报告书寄发给国内各科学家及知名之士参阅,表示希望各界赐教。

李之郁局长对杨妹不食百分之百相信,报告发表时还特地邀杨妹合影留念,并当场赠送三角丝裤二件、羊毛衫裤一套、棉毛短裤及长裤各一件。他期盼杨妹能与卫生局长期合作,打破中外职业绝食者74日的最高纪录。但报告书同时认为,杨妹与职业绝食家不同之处在于,她21日内生理上并无变化,亦无饥饿及疲乏现象,且爱走动,与常人无异。内衣口袋内虽有五颗花生米,但始终放在那里,没有吃。

《杨妹受考验 两日未进食 杨森召见赠给衣料》,《申报》 1948年5月12日《杨妹受考验 两日未进食 杨森召见赠给衣料》,《申报》 1948年5月12日

(二)

杨妹辟谷不食的事迹,并非没有遭受质疑。但媒体和医学界的主流意见,却是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真实现象,需要改变和进化的是传统科学观点。

1948年5月26日,《申报》刊发缪文瑞的署名文章,内称:“李之郁局长已用科学方法证实,杨妹不食为千真万确之事实。据本报报道其次一步工作,将邀华西大学医学院院长研究其新陈代谢。任何生物皆有新陈代谢,无此作用便无生命,杨妹既能生活,必有新陈代谢无疑,不过其性质与植物相似,只要吸取空气与泉水,便可在体内直接制造物质,产生热源,借以维持生命。”

这些杨妹的支持者认为,她之所以辟谷不食,有两种可能:其一,她体内的血红素有可能变质,而和植物的叶绿素相似,有了二氧化炭及水,便能生产炭水化物,不必摄取其他食品;其二,杨妹血内或有特殊细菌,能分泌一种酵素,可使血红素的机能和叶绿素相似,直接在体内制造碳水化物。

假使杨妹属于第一种情况,则世上多了一个“植物人”的奇迹,如果能发现其背后原因,则人人可使自己的血红素变质而终年不食;假使属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将杨妹的血液取出少许,用人工培养该种细菌,然后以该细菌移植于人体,则全世界的人类皆可不食,而成所谓“地仙”。

这些杨妹的支持者,也是满口科学术语,讲“新陈代谢”、“碳水化物”、“血红素”之类。这增加了骗局的迷惑性,尤其他们呼吁李之郁局长注意杨妹的血液性状及其生理状况,并要求全国科学家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慎重进行研究!

辟谷不食,在此变成了一个科学尚不能解决的真实课题。华西大学医学院医师范道安公开表示,“杨妹体内或有叶绿素”。按他的意思,杨妹虽外表为圆颅方趾的人,但具有植物特征。

杨妹的特异功能据说已经漂洋过海,相关报道甚至称,杨妹“轰动全美,美籍专家将飞渝”。

重庆市市长杨森也被震撼了。他听说杨妹要回石柱老家,问她原因,杨妹回答说:“回家后可将一鸡一猪变卖,买布缝衣。”如此质朴无华的村姑,他听了觉得很是“别致”。杨森强调,“杨妹已非任何个人所私有,她已为全世界科学家之研究对象。”他还有意向中枢洽拨巨款,筹组研究辟谷不食的学术机构。

1948年5月刚刚从行政院长卸职,出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的国民党元老张群,也表达了对杨妹的极大兴趣。他对杨妹事迹“垂询甚详,亦感重视”。

在第一阶段21天的观察结束之后,对杨妹的进一步研究随即跟上。

(三)

杨妹骗局是在1948年7月17日被揭穿的。这一天,此前专门成立的杨妹研委会发表公报称:

“卫生局指派干天佑医师负责主持,暗中监视杨妹,发觉如下之事实:三日九时,曾吃稀饭,约一碗。四日八时,吃盐豆约半碗。四日十二时,曾私入别人卧室,私开柜子,瓶中白糖量减少。五日下午二时,抓饭入口。十日曾吃糊豆。十二日下午三时廿五分,吃红烧肉及洋芋各二块。十四日九时,吃谷皮一个。十五日下午七时四十五分,吃稀饭,尚留一粒下唇处。十六日肛门检查,有咖啡色物质,其臭味与大便同。十七日下午七时,私入洗澡间秘密小便一次。”

骗局暴露后,杨妹迅即结束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生涯,返回九龙坡。

也许是太过于打脸,这份“全盘揭穿杨妹哑谜”的公报两天后才经由媒体对外公布。《申报》用了“数度偷吃证实,渝卫生局停止主动检查,故弄玄虚者实无可宽恕”的标题,却决然忘了自身在宣扬喝风辟谷上的过错。

《杨妹哑谜全盘揭穿》,《申报》1948年7月19日《杨妹哑谜全盘揭穿》,《申报》1948年7月19日

两周后,作家季用发表评论说:“杨妹的谜揭穿了,我国的科学家研究了这么多天,花了若干金钱,总算证明了一个道理:不吃饭不能生活,九年不吃饭,不可能!”

“我也不敢说这种结论算不算讽刺,只觉得中国的科学家何以这样没有信心!世界已经到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还想把五行志的出典附会上科学根据,莫非这就是我们科学五十年的成就吗?我真替赛先生难为情。”季用说。

“五行志”指的是中国正史中记载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志书。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超验哲学,举凡自然物发生灾变、福瑞、日蚀、月蚀和各种星体变异,都被认为和五行的变化有关。辟谷不食,也可以在阴阳五行的阐释中找到所谓的答案。

在1940年代,阴阳五行学说还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民间信仰。从无知无识的杨妹可以轻易欺骗那么多的所谓高知群体,就可窥这种认知普及的全豹。

又过了20年后,这种在中国被压制得仅可在私域空间冒头的民间信仰,仿佛蝴蝶轻扇的翅膀,在美国追逐潮流的年轻人中间掀起了一场风暴。

乔布斯就是在那个时候,将饮食视为了生命的敌人。这种理念混杂了中国传统道教医学的喝风辟谷,也在印度教和禅宗中汲取了灵感。他开始全素,以蔬菜水果为生,一度还禁食、催吐。他甚至认为百吉饼中隐藏着黏液的危险,这是需要避免的。“我是个果食主义者,我只吃由处女在月光下采摘的叶子。”乔布斯曾经这样说。

这种愚昧的理念,甚至到晚年也一直对他发挥着某种影响,以至于干预到了对他胰腺神经内分泌瘤的医治。

在杨妹生活的时代,辟谷更多是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就如《申报》在第一篇关于杨妹的报道中所说:“粮价步步高涨,许多人正在饥饿线上挣扎,感觉着生活威胁的时候,突然一个九年不食的石柱少女来渝,这个奇闻该是如何地使人惊奇?”

在一个早已跨越温饱线的承平社会,“禁食”或“喝风辟谷”能以风卷残云之势收割韭菜,更多是因为它满足了医治百病的想象。无论是青年时期的乔布斯还是现在的张卫,对传统的迷恋和信仰都容易侵入对生物学和医科学的理解,那就是一坨缀满科学术语的非驴非马五行志。

世界上所有的童年回忆,都是平等发光的

(一)

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患有联觉症。他的母亲也是。

这是一种罕见的轻度精神病症。患者的感觉系统中,词语和数字是有颜色、气味和形状的。纳博科夫描述说:“英语字母中的长音a,对我来说是风化的木头的色彩;但是法语的a,唤起的是抛光的乌木。”

他7岁搭积木时,偶然跟妈妈说起字母颜色,才发现母子感觉相同。此后,母子俩经常探讨各种幻象,诸如双重视觉,木头桌子里的怪声,以及种种不祥的预感。

这样的母子关系,肯定具有神经质般的敏感联结。

纳博科夫(1899年4月22日-1977年7月2日),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1899年4月22日-1977年7月2日),俄裔美国作家

纳博科夫小时候多病,在发烧时会产生一种膨胀的幻视,把小物体看成大物体。有一次,小纳同学病愈不久,看到妈妈从商店出来,仆人在后面帮她拿着一件东西。小纳观察之后,认定那是一支铅笔,心里就想,这么一个小东西,妈妈怎么也懒得拿?但同时又很开心:这下好了,自己的“头脑膨胀效果”终于消失了。

结果最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发烧,那真的是铅笔,还是一支巨大的铅笔。长度4英尺,粗细度与之相称。这支铅笔,是文具店悬挂的陈列品。妈妈认为,自家的孩子垂涎它,那就干脆买下来呗。小纳同学在醒悟后的一瞬间,居然还想到,不知道笔尖是不是真的用石墨做的?几年后,他在侧面钻了一个洞,满意地看到石墨芯贯穿于整支铅笔。当然,这支铅笔没法使用,而且也不是为了使用而做的。纳博科夫多年后还感叹,这家铅笔厂,真是创造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范例。

纳博科夫家有50个固定仆人,有庄园和大片的土地。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母亲的近亲,全都是贵族,都曾担任国家要职。买一支夸张的大铅笔,当然是小菜一碟。

买下这种铅笔的妈妈,定然有高级文青的气质。她和小纳在一起时,经常会突然指住某处,一边以密谋的口气说“现在记住”,一边要小纳同学留意各种可爱的景物:一只云雀飞向阴沉如奶酪的天空,闪电照亮黑夜的成排树木,枫叶在沙地铺成的调色板,小鸟在新雪上的楔形脚印……

先天的超凡感觉,后天的“强化训练”,纳博科夫不忆旧,简直没有天理。仅凭他那本《说吧,回忆》,这个老俄国人在怀旧文学领域,就有资格坐进头一把交椅(如果我有权力排座次的话)。

纳博科夫自己也说过:“生动地追忆往昔生活的残留片段,似乎是我毕生怀着最大热情来做的一件事。我有理由相信这一回顾能力,几近病态的强烈是具有遗传特征的。”

而且!他从1919年逃离俄罗斯后,直到1977年去世,他再也无法回到故乡。童年之地,从此是幻影。

(二)

重读《说吧,回忆》,是因为女作家陈思呈。她最近出了新书《私城记》,回忆童年和少年的潮州城。拿纳博科夫和中国四五线小城的作家来比较,有一点僭越吗?(算挑衅吧,文学批评家们请嗤之以鼻

《私城记》,陈思呈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7《私城记》,陈思呈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7

好像是契诃夫说过,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哎,又得罪陈思呈粉丝了:我的偶像怎么是小狗?还让天上的纳博科夫不高兴,连这些频频使用的括号,也是模仿他老人家)我的意思是,世界上所有的童年回忆,都是平等发光的。

纳博科夫的著作,按翻译家陈以侃对纳博科夫的说法,有一种“喜不自胜”的风格。确实奇怪。这个流亡作家,父亲死于刺杀,母亲孤独死于异乡,小他10个半月的弟弟死于纳粹集中营。他自己的前半生,租住过五六十个地方,但他的文字,特别是怀旧文字,非但全无感伤,还有一股藏不住的高兴劲儿。

《私城记》里的陈思呈,也是喜悦风格的。(有些人的幽默,是故作姿态,但喜悦不是)偶尔的感伤,讲的也是童年时的感伤。叙事风格,仍然一派天真浪漫和兴致高昂。

比如那篇《我们去打酱油的那条路》,写大人让孩子上街,去咸杂铺买调味品的细节:

打酱油有两种规格。一是用瓶,二是用碟。用碟的几分钱就够了,用瓶的可能要两毛钱。两毛钱里,一毛八分钱用于打酱油,剩下两分钱买颗糖,神不知鬼不觉地吃掉,这属于儿童打酱油业的潜规则。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油盐酱醋都是散装卖的。卖酱油的小店,广东潮州叫“咸杂铺”,我幼时的沙县干脆就叫“酱油店”。那个年代,哪个县没有自己的酱油厂?哪个孩子没在路上跌碎过酱油瓶?顺便一说,形容孩子长大,有这么一句话,“孩子都已经会打酱油了”。以后的孩子,定然听不懂这句话了,这个话梗也会在民间语文里消失。

比如,在《花木掩映下的黑陶罐子》里,陈思呈描述潮州城里卖尿与收购尿的场景:

我坐在光线昏暗的客厅里吃早餐,听得巷子深处传来一声尿哎,声音苍凉淡泊,带着无端的厌世和轻微的羞耻。而每一家的祖母或者婶婶,闻声便从花木掩映的天井后面款款而出,端着自家那个黑陶罐子。这样的情景,每每想起,总觉诗意。

他们一边对着那罐尿讨价还价,一边顺便交流一下各家诸事,仿佛一罐尿在那个早晨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比如我祖母正在抱怨我吃早餐如何拖拉,一碗粥吃一个小时:“你不喂她,她就像块抹布粘桌上。”堂伯母正劝她:“你给他吃点蛔虫药。”

尿里乾坤大,罐中岁月长。无聊的儿童眼中,这样优美的家常,便微微透露出喜悦。套一句大话,真是“中国气派潮州风格”啊。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这是陈思呈独有的。

(三)

纳博科夫58年不能回到童年之地。他说:“我无法想象,真正再看到我过去的环境,会是什么情景。有时我幻想自己用假护照、假名字重访它们。这是可以做到的。”

幻想久了,童年细节在他天才的反复回忆下,变得愈加精微准确,变得似真似幻。真切如显微镜下的细胞切片,梦幻似教堂穹顶的天堂角色。要知道,《说吧,回忆》这本号称“最纳博科夫”的经典,作者是在1930年代就开始准备材料,打磨到1960年代才成书的。

他这样梳理的最初回忆,自己的儿童床,侧面带有毛茸茸棉线绳网;这个细节回忆,让他想起在小床上把玩一个水晶蛋的快乐。水晶蛋是复活节留下来,是深石榴的红色。小小的纳博科夫,总是把床单一角咬得湿透,然后把那个蛋紧紧包在里面,并且再舔舔,就可以看到紧包起来的温暖闪烁的红色,通过湿布渗透出它神奇完美的光泽。

这种纯粹如水晶的儿童回忆,在他的描写中比比皆是。

他写磨蹭睡觉的仪式。这仪式的一部分,是闭着眼睛走到楼上的卧室:

“迈步,迈步,迈步,”让母亲领着我上楼的时候,传来了她的声音——果然,下一个楼梯就会承接那眼睛看不见的孩子的自信的脚;你只需要把脚抬的比平时高一点,避免脚趾头磕在梯级就行了。这种在自我制造的黑暗中缓慢的、有那么点像梦游的攀登,有着明显的乐趣。其中最强烈的,就是不知道最后一级台阶,什么时候会到来。

在进卫生间前,他特别喜欢把额头紧贴在的门轴位置。他描述说:

稍稍转动我的头,这样门就会来回移动,而门的侧边会令人快意的和我的额头保持接触,梦一般的节奏会弥漫我的全身心。我呼吁父母们:永远、永远不要对一个孩子说“快点”。

纳博科夫就此说:“没有任何东西比回想那些初始的激动,更甜蜜或更奇异的了,它们属于一个完美童年的和谐世界。”

我在阅读中回忆自己,四岁时跟妈妈坐绿皮火车,看见车厢下轮子生锈的减震弹簧。它一圈一圈摆在那个独特的位置上,我认为那就是烤饼。而且我还不解地认为,那么多黄橙橙的面饼,干嘛要摞在车底,什么时候才给人吃啊?那是饥饿年代,一个孩子心中有饼,便处处是饼。别管我为什么不问问妈妈,小孩子不是什么事都会问妈妈的。

我四五岁时(怎么又是四五岁?心理学家说,人的最早记忆,基本从四岁开始),偶尔能吃上新鲜的海蛏。我总是把剥了壳的蛏子,放在碗里站立着,把米饭想象成一座座高山,把海蛏的头部想象成戴大盖帽的军人模样,尾部是军人的两只脚。他们在我的饭碗里跋山涉水,直到妈妈对我脑壳来上一巴掌。

(四)

童年生活,有一种闪光的“彼岸性”。童年时在此岸,他遥想的成年是彼岸。吊诡的是,到了成年,童年又成了回不去的彼岸。不可逆的渡河过程,每个人都差不多。纳博科夫和陈思呈的神奇,在于他们能够优雅地来回横渡。

比如,他们都把大量笔墨留给了野外的童年。

纳博科夫受父亲的强烈影响,是一个蝴蝶狂人。他在《说吧,回忆》中,口口声声鳞翅目昆虫,他无数次写到,在山野捕捉蝴蝶,以及制作标本的细节。(纳博科夫是正经的鳞翅目昆虫学家,发现和命名过多种珍稀蝴蝶,在昆虫学杂志上有不少论文

小纳10岁时,有一个刚死了爹、家庭破落的好朋友,没钱买票,骑了20英里的单车来看他,并住在他家里。而每天上午,都是小纳固定捕捉蝴蝶的时间。结果,次日上午,他还是逃去捕蝴蝶了。一路上,想到自己冷落了好朋友,他便羞愧得浑身颤抖,满眼泪水,但就是忍不住要逃去捕蝴蝶。

叙及此事不久,他笔锋一转,讲起他举着捕蝶网时,从童年到成年受到的种种怪异歧视。

19岁的时候,一个哨兵要逮捕他,因为他举的那个捕蝶网,像在给外国军舰发信号。29岁时,他在法国村庄被农民围观。39岁时,被一个乡村警察埋伏跟踪。40出头后在美国,农民警告他不得非法捕鱼。人年纪越大,手里拿个捕蝶网,看起来就越古怪。连驶过他身边的汽车里,都传出大声嘲笑。小娃娃们把他指给迷惑不解的妈妈看。游客问他,是不是逮虫子做鱼饵?狗狗看到他,也振作起来,扑过来朝他狂吠。甚至在被鲜花装点得喜气洋洋的荒原上,一只黑色大母马跟着他走了一英里多。

下一节,他笔头又一转,重回童年捕蝴蝶场景:“摆脱了所有跟踪者后……我走上了崎岖的红土路。白昼的振奋和光彩,仿佛是在我周围颤抖着同情。”忆旧大师的切换技巧,平滑如梦。

陈思呈和同伴的野外童年,被她自称为“三无”:无厘头,无禁忌,无所事事。

在《辽阔的想象》中,前两段,她还在讲江上行船人的玩笑谚语:“一贵杉木竹,二贵女人肉。”笔调一扬,便转向码头的喧嚣,江边孩子的哄闹。然后说,“住在江边的童年,乐趣要比住在城里的孩子多”:

住城里的孩子,比如我表妹并不懂得游泳为何物。她客居江边,听人言必称游泳,心生向往,让我外婆带她体验。我外婆不胜其扰答应了,让未满6岁的我表妹光溜溜的站在江边码头上,外婆用脸盆接了一盆水倒在她身上,说:“这就是游泳了。好了!回家吧。”

我表妹带着恍然大悟以及意犹未尽两种心情回家了。于是她的童年时代都以为游泳就是一盆水从头淋到脚的感觉。这就像我的童年时代认为人的牙齿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谁的童年没有被耍过十次八次呢,没被耍过的童年无以语人生。

这简直是中国版纳博科夫的回忆。什么叫“喜不自胜”的风格?读上面这一节就是啊。

接下来她又写:

江边昆虫多,无非是金龟子、蚱蜢、蝈蝈之类——有关诸虫,我只认识它在吾乡的小名,若直呼学名,便有一种儿时一起拉尿和泥的小伙伴突然上了电视的诧异感。

笔头再一荡,又重回江上,写江轮汽笛声,写土耳其诗人歌咏火车,写黄昏时船员如何洗船,写俄国小说《白轮船》里的少年,写自己对童心的理解……这种混杂式的叙述,分明就是纳博科夫喜悦地转世,成了中国潮州百无禁忌的女写手。(我至今未见过这位女版纳博科夫,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崇拜

陈思呈是如此地热爱童年的乡野。以至于她在现实微博里展示,如何帮孩子在客厅里建了两个昆虫生态缸,养蚂蚁、蟋蟀、田螺、蜘蛛、独角仙、九龙虫……让孩子观察昆虫,由她写下口述日记。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陈思呈把孩子送到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到农民、牧民家去小住一段,让他去接受山野草原和异质文化的熏染。

野外的童年,比室内童年要有意义。不然,小朋友为何天然有一种要逃脱成人的意识?在平凡的野外时间,孩子的精神往往更自由的,想象力更丰富。

我小时候,在沙县实验小学念书。刚上一年级的某天下午,我不知为什么逃课了。记得校园里有一座小庙,后门是沙溪河的码头。阳光炽热。我一人走到码头边,下到河里。水面淹没到大腿根,小鱼儿清澈可数,我不断用小手去捕捞。当然是一只也捉不到。

一身湿漉漉回到校园,坐在台阶上。目的是想把衣服晒干,但一坐一起之间,发现每坐一下,屁股就印下一个蝴蝶。于是,我在台阶上使劲挨个坐,印了一长排的蝴蝶。那一个个湿蝴蝶,在强烈的阳光下慢慢淡去,被汽化于我的童年。

谢谢纳博科夫,谢谢陈思呈,帮我把童年阳光下的屁股印给画下来了。

伊斯坦布尔:深受想象之苦的城市

伊斯坦布尔不同于世上的任何城市。如果这么说稍显武断,那么加个限定:至少在公元410年罗马陷落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对地中海世界的人们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就是希腊语“去城里”的意思,一如北欧的维京海盗也只称它为“大城”,因为对当时整个西方和中东世界来说,它不只是“一个城市”(a city),而就是“城市”(the city)本身。不管它的名字是拜占庭、君士坦丁堡还是伊斯坦布尔,这一点始终未变:曾经在人们心目中,只有它才够格成为真正的城市,凌驾于一切城市之上,也因此激发出不同人群的向往、羡慕与憎恨。

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

由于投射了太多想象,这座城市早已远不止是其自身,有时倒不如说是某种象征乃至隐喻。一如本书中所说的,“嫉妒、恐惧、欲望、贪婪、流言与政治活动意味着从古到今这座拥有三个名字的城市与外来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国人用“很拜占庭”来形容某物过度奢华昂贵,而英语世界则把繁复、腐败的行政体系称作“拜占庭式的”,至于奥斯曼苏丹的后宫,则更是东方主义的偏爱。爱德华·萨义德曾讥讽过,在西方人眼里,伊斯坦布尔“代表着可怖的土耳其人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的苦难根源、东方大叛教的化身”。它被不同的想象丰富,也为之扭曲;无论爱憎,都无法避开它,它并不单独属于任何人。

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

这是因为,它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枢纽,因为其扼守要冲的地理位置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它在一个小小的半岛海岬上,地当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陆地与海洋的会合处,是“两陆两海”(亚洲与欧洲大陆、黑海与地中海)天然的堡垒与主人。简言之,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无论是要为自己和货物寻求个好机会,还是想统治不同部分的世界,至少在那个时代都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它集神圣与世俗于一身,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更进一步说,也是欲望和想象的中心。也因此,厚厚一本《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讲的与其说是这座城市本身的历史,倒不如说是通过这座城市来窥见两千年的世界史——这么想也没错,因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它不仅被很多人视为世界的中心和缩影,有时甚至就被当作是世界本身。

1422年克里斯托弗罗·布翁德尔蒙蒂所作地图,亦是现存最早的君士坦丁堡地图1422年克里斯托弗罗·布翁德尔蒙蒂所作地图,亦是现存最早的君士坦丁堡地图

坦白说,这有点超出中国人的想象,在我们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一座大城像它这样单独支配并代表整个文明——就算是汉唐的长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至于那座“永恒之城”罗马,虽然是它更出名的前身,但对地中海世界的掌控,如果从布匿战争算起,也不过六七百年时间,中世纪时则普遍被视为“教皇的城市”,无人认为它可以全面支配欧洲文明。然而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即便在它1453年被奥斯曼人攻占之后,仍被广泛视为世界的中心。这里的居民所享有的优裕生活,是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无法比拟的。很多人或许不知道的是,在这一千多年里,它都是欧洲最大的城市:1500年基督教欧洲最大城市巴黎18.5万人,伊斯坦布尔已有20万人;1700年伦敦以55万人口超越了巴黎,但离伊斯坦布尔的70万仍差了一截。直到工业革命初步完成的1800年,伦敦才绝尘而去,一举成为世界最大城市。

伊凡·康斯坦丁诺维奇·艾瓦佐夫斯基所作三幅奥斯曼时期伊斯坦布尔的画作伊凡·康斯坦丁诺维奇·艾瓦佐夫斯基所作三幅奥斯曼时期伊斯坦布尔的画作

毫不夸张地说,在长达一千四百年的岁月里,它都是那个时代的“众城之城”,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大都会,有属于它自己的传奇。它仿佛一个星系的中心,通过自然的引力法则就把不同的族群、乃至所有的货物都汇聚到这里来。整个地中海世界,没有哪个群体不曾为它贡献一些东西,哪怕只是一句俗语、一种植物、一种面包。在这样海纳百川的层层累积之下,造成一种极其丰富多元的文化,《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就记载,当时城中有一区专供西欧基督徒居住,混杂了热那亚人、威尼斯人、罗姆人、法兰西人。可能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是,在希腊独立多年后的1840年,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仍是希腊首都雅典人口的将近五倍。

很自然地,无论在东罗马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手里,它都集中了整个帝国的精华,以至于任何其它城市和它一比都只能瞠乎其后,自惭形秽。在中世纪的文献中,有无数这样的记载:即便是在漠然的拉丁访客眼里,它都是令人目眩神迷的,13世纪初跟随十字军来到这里的法国人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曾写道:“那些从未到过君士坦丁堡的人会专注地凝视着这座城市,从未想象到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神奇的地方。”它被视为“神明选定的城市”,是“君临天下的城市”。然而,这也同样招致怨恨,圣哲罗姆就曾说过:“君士坦丁堡落成了,就在几乎所有其他城市被剥削殆尽之时。”为了将这座“新罗马”装点一新,帝国从各行省掳掠一切美好的东西,为此犯下的艺术盗窃堪称整个历史上最肆无忌惮的——首都的辉煌,实际上是奠基在行省的衰弱、贫穷和呻吟之上的。

这也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令人嗟叹的一幕:起初他们从这里出发统治帝国,后来他们在涌来的一波波入侵浪潮面前逐步放弃了一块又一块地方,只是死死守住这最后的大城。不可否认,它的这段漫长的悲惨历史至少比罗马要光彩一点:它可远远不是那么容易被攻破,1453年最终攻陷它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是第十三位作此尝试的穆斯林君主,而此前的历次进攻都失败了,因而它成了著名的“卡在安拉喉咙里的骨头”。固然,由于堡垒和大海的屏障,它在防御上无可媲美,而其坚不可摧对于帝国东部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但有时也不免让人怀疑,如果帝国不是在它身上投入了太多,是否也不至于陷入领土日削的窘境?

拜占庭卫城的拜占庭柱,位于现今托卡比皇宫中拜占庭卫城的拜占庭柱,位于现今托卡比皇宫中

这是一个特殊的悖论:本来在帝国强盛时,它是最合适的帝国中心,但在帝国衰落时,它的辉煌、富庶,却成了人人垂涎的战利品,本身就在不断吸引着一波波的掠食者兵临城下;其结果,虽然保住它可以延长帝国的寿命,但保卫它的努力本身就消耗了帝国太多资源,反倒可能导致进一步衰弱。在中世纪政治中,它象征着那个统治世界的“红苹果”,是比麦金德“地理枢纽理论”(heartland theory)更早几百年的版本,因为一代代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君主都相信:谁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而谁控制了心脏地带就控制了世界。

既然它是众人瞩目的中心,也就很自然成了反复争夺的对象——这就像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谁都想当皇帝,在这里,也谁都想得到君士坦丁堡,它成了这些政治野心、欲望和想象的牺牲品。这有时甚至还不是来自外敌,还有臣属和盟友:第一次从外部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就是1204年东征的十字军,他们同属基督教徒,而领头的威尼斯甚至长期与帝国保持从属关系,其执政官从东罗马皇帝那里得到显贵头衔,在名义上是帝国的高级官僚。直至19世纪初,法国和俄国还在为君士坦丁堡的归属争夺不休,拿破仑曾有一句名言: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它的首都必定是君士坦丁堡,他认为“说到底,大问题是——君士坦丁堡归谁所有?”而后来击败了拿破仑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同样表达了不顾一切也要得到它的欲望:“任它地覆天翻,俄国但求得到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

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彻拉安宫和贝勒贝伊宫,由奥斯曼宫廷建筑师家族巴利扬家族成员设计建造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彻拉安宫和贝勒贝伊宫,由奥斯曼宫廷建筑师家族巴利扬家族成员设计建造

他们当时或许并不知道,在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属于伊斯坦布尔的时代正在过去。“世界之都”(Caput Mundi)这个看似辉煌的称号,实际上带有一丝旧时代的意味:这里的“世界”指的其实是地中海世界,只不过当这些统治者在争夺地中海周围的这些地方时,以为自己就是在争夺世界中心。对他们来说,这里的历史也就是整个天下的历史了。

这种“天朝”式的错觉还有其延后性,直至1840年,法国作家福楼拜到访伊斯坦布尔,仍预言它将在一个世纪之内成为世界之都;然而,一百零二年后出生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发现,事实恰好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它不仅没有成为世界首都,甚至连土耳其首都都不是了,而变成了一座普通的大城市,帕慕克说,“我小时候并不觉得自己住在国际大都市,而是住在某个贫穷的省城”。

新巴洛克风格的奥塔科伊清真寺新巴洛克风格的奥塔科伊清真寺

虽然哀愁,但这却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当土耳其从一个帝国转向民族国家时,它不仅是不必要的,甚至还是格格不入的。奥斯曼帝国的福阿德帕夏曾说,帝国缺一不可的四项原则是宗教、国家、苏丹,以及伊斯坦布尔这座首都本身;但正如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中所说的,对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来说,伊斯坦布尔和过去结合得太紧密,又大到难以消化,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他想要建立的新土耳其的中心。帕慕克说得明白,人们“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其结果,“西化的强烈欲望通常相当于抹去过往”;在他成长的时代,这座城市已变得寒酸、忧伤,连街头民众也都穿着朴素,仿佛在哀悼这座城市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漫长衰落,“认命的态度滋养了伊斯坦布尔的内视灵魂”。

亚美尼亚主教座堂亚美尼亚主教座堂

说到底,这座城市的辉煌扎根于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之中,在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的世界里很难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因为像所有这类世界都市一样,本质上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他的回忆录《记忆小屋》中曾这样评论纽约:“它不是美国的大城市——这项称号从来都属于芝加哥。纽约永远处于边缘:与伊斯坦布尔和孟买一样,它的独特魅力恰恰体现在它对内陆所有都市的不苟同、不合作态度。它的眼光是朝外的,也因此吸引那些居于内陆便浑身不适的人。”伊斯坦布尔的悲剧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它而言不仅是一个王朝、一个时代的落幕,也是世界主义的挽歌,在那之后,它在世人眼里不再代表权力与财富,代表世界本身,而缩小成了土耳其的城市。

平心而论,贝塔尼·休斯在叙述这座城市漫长的历史时也紧扣这一点,强调从其建城之初起,就“一直是世界主义者与国际公民的城市”,甚至“了解伊斯坦布尔,就能了解四海一家的意义;这座城市提醒我们,我们的确是世界的公民”。

出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这么说当然无可厚非,伊斯坦布尔也确实仍然涌动着来此寻找机会的不同肤色的人种,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如今它虽然也为国际流动提供机会,但它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尽管它意图重振雄心,从1993年起就开始申办奥运会,并且发誓直到申办成功才罢休,但至今五次全都失败了。虽然这座城市仍然以“沟通欧洲与亚洲的桥梁”作为自己的形象卖点,但塞缪尔·亨廷顿早就刻薄地说过,“桥梁”的意思是不属于任何一边,这正刻画出它在东西方之间的无所适从。

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

以它命名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伊斯坦布尔人迄今未能释怀的哀愁。不过反过来说,堕入平凡也意味着它从此摆脱了以往所深受的苦:它不再是争夺的唯一焦点,不再是欲望的对象,甚至在教堂、后宫、下水道都敞开给游客看的今天,也已经没有多少神秘感可言。

如今激起人们想象的,倒是它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它和自己的宿敌威尼斯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成为一座露天博物馆,向游人展现过往的废墟与尘埃,千年的战乱、恩怨与复杂经历,成了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激起人们美学上的联想。

这是一种跨越时空阻隔的想象,同样可能牺牲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真实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帕慕克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说:“也许属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者一片大海的最好方法,就是对它的边界、形象甚至它的存在毫无所知。最好的伊斯坦布尔人,并不记得自己是伊斯坦布尔人。”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英]贝塔尼·休斯著,黄煜文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年10月《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英]贝塔尼·休斯著,黄煜文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年10月

勘误:

p.167:[410年罗马陷落]留在极地冰盖的证据显示,污染程度退回到了拜占庭建城时期,帝国各地冶炼金属的工厂完全停摆。但旧罗马的不幸却为它的继子君士坦丁堡带来新的可能。按,此处“建城”疑是罗马建城,否则从上下文看似不免奇怪

p.292:[阿拉伯帝国强盛时]向伊斯兰当地的统治者进献贡物与派出使者的国家远到韩国和印度:朝鲜?

p.343:地图上“安卡拉”,原文应是Akshehr,该城原名Philomelium,现名阿克谢希尔(Aksehir);图上的“安哥拉”(Angora)倒是现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Ankara)旧名。又,图上的科尼亚,其实位置应当稍偏右一点,当时尚在卡拉曼(Karaman)领地内,未被奥斯曼帝国征服

p.382:自1000年以来在拜占斯城大量出现的双头鹰:拜占斯=拜占庭

p.423:许多人怏怏抱怨,特别是伊斯坦布尔的通事与其他想要陈情的外国人,由于宦官与后宫女性和苏丹极为接近,总是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苏丹皇太后最亲近的几个宫女是犹太人,所有传递给富有影响力的皇太后的消息都要经过她们这一关。16世纪末,代表英法出使的爱德华·巴顿( Edward Barton)抱怨自己的说服力竟敌不过一名女性,她就是该被诅咒的“中间人马利亚”(Mediatrix ) 。按,mediatrix就是“女传话人”之意,是mediator的女性形式,此处不知何故译成“中间人马利亚”。

p.460:公元18世纪(伊斯兰历1111年—1211年)此处以伊斯兰历1111年为18世纪的起点,推算起来是以公元1700年为起始,照此,则18世纪终结于公元1799年12月31日,但问题是,伊斯兰历每年并不是365天,而是平年354天,闰年355天,这样,到1799年12月31日时,实际上是伊斯兰历的1214年8月3日。这应该是作者的疏忽。

在数字时代,个人面对的最大挑战是被矮化成消费者

近期,腾讯·大家专栏作家、《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先生,在成都的寻麓书馆做了一场关于“数字经济大转型”讲座,以下为本次讲座的精彩内容。

吴晨先生吴晨先生

吴晨:很高兴来到成都,来到寻麓书馆。今天,我带着我的新书《聚变》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构建和怎么去构建面向未来的知识体系。

我这本书的一条重要主线是我们处在大的转型时代,这个转型是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个人的挑战是知识体系折旧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面临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更需要去找到,或者保留原有的一些构建自己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自己知识体系的能力。

我们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0亿个小时以前,人类(智人)刚刚从非洲走出来;10亿分钟之前,犹太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中国的佛学也好,轴心的领导刚产生;10亿秒钟以前,IBM的PC,1973年个人电脑时代刚刚开启;10亿次搜索以前是今天早晨,它告诉你整个变化是怎么以乘数级迈向来。这句话其实也不是很新的,是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2015年说的,他告诉我们变化是快速而来,变化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是科技的变革。

未来,人和机器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机器在某些特定领域有大量的数据会比人做得好得多;而人最大的特点是有情感交流的能力,可以把很多貌似不相干的东西拉在一起,摩擦出新的火花来,怎么去保留和训练这样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我们梳理过去300年科技变革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其实是三次重要的变革:第一次重要的变革是1750年蒸汽动力带来的变革,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第二次变革是1973年开始的芯片、个人电脑,开启的自动化变革;第三次变革是2014、2015年开启的人工智能跟大数据广泛应用带来的变革。而三场变革背后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第一个推动力是自动化,第二个推动力是全球化。自动化在前,全球化在后,但是两者又有不同的张力。

蒸汽机刚刚开始被发明出来是在英国,当蒸汽火车被传播到中国来,我们比英国要晚将近100年,在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比英国也要晚将近100年。所以说机器动力带来的自动化到全球化的过程传播它是有滞后性,这样的滞后让大家不断地受影响,带来的冲击也不是立刻,不同的人都有充分的学习时间。

第二轮变革核心点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用个人电脑开启了一系列的变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数字表格发生了之后,被广泛运用之后,它彻底改变了会计行业,它的自动化和流程梳理带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企业仍在流程自动化的钻研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三轮变革是人工智能跟大数据带来的变革,可能是全球化跟自动化中间的间隔最小,甚至是在同时发生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变化特别快,不断在改变我们的工作跟生活。

吴晨先生吴晨先生

这一轮的变革背后到底有什么样重要的推手?

第一个推手是摩尔定律。摩尔定律不是现在才发现的,50年前就有摩尔定律。芯片上的半导体可以每18个月翻一倍,芯片的算力每18个月可以翻一倍,它推动了整个自动化的改革。大数据是未来的石油,人工智能是未来的电,哺育人工智能大数据的速度,全球每年存储发生的数据的量在翻番,甚至速度更快。在这个意义上,摩尔定律仍然发挥作用,一方面算力理解为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仍然在不断地提升,另一方面这个世界里数据的量在不断地提升。

第二条定律,推动这轮变革非常重要的是网络效应。什么叫网络效应?就是你用微信,我用微信,最新的那一个人用微信的成本一定更低,他可以连接的人,他的效用会更高。在产品跟应用的推广过程当中,边际的那个人效率越来越高。网络效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提供网络效应的平台,而且网络效应是数字时代特有的,因为它不断地,特别容易把人连接起来。提供网络效应的数字平台,它们估值的成长,它们影响力的成长比它们增加那些会员使用者的速度更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平台型企业几乎是赢家通吃的状态,这是理解数字社会的第二个抓手。

第三条定律,未来的很多创新是聚合式的创新,是把两个不同领域的东西结合起来。最简单的例子——拉杆箱轮子跟箱子,火车旅行已经比较广泛应用的时候,会觉得行李太重,但是在欧美男性为女性拎箱子被认为是会美德,他们不会觉得箱子很重,但是当大众都开始用拉杆箱,尤其是出行行李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轮子+箱子是最好的聚合式创新。这样的创新真正推广是不容易的,我们在探讨科技的发展,一定是要看十字路口的问题。

我这本书叫《聚变:站在商业跟科技的十字路口》,就是因为商业是检验一项科技好还是不好,能不能被广泛应用的最重要的试验场,而科技是推动商业变革的重要推手,一定是两者融合的交叉入口才能真正看到新的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说乔布斯就说过他希望做的任何产品都希望是在艺术跟科技的十字路口,我的手机要有美感,但是又要有现代性,十字路口会产生非常有意思的点。

《经济学人》是非常推崇全球化的刊物,全球化一开始是产品、商品跟贸易的全球化,然后是资金跟资本的全球化,然后是人的全球化。人的全球化很重要,我们在20年前每年出国的人不会超过100万,而现在每年出过的人达到2亿人次以上,人在不断地流动。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是思想的全球化,我们一定要让思想流动起来,让不同的想法能够有机会碰撞。

未来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未知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线性把这件事做好,铁路从60公里到100公里、200公里、300公里,只是线性的增长不需要多元化,我们只需要很强的执行力,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复杂的,未知的问题,就需要群策群力,需要集体的智慧,而且集体是不同的人。我在这本书里倡导的也是这个理念。

这本书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写,过去的视角、其他国家的视角、跨行业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好的科技、新的科技在真正的应用跟推广过程当中它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推动,才真正能够成为商业上有用的应用,这样也有助于未来当大数据跟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革,我们会对它带来的变化有一个更好的预判。所以我讲三个角度,历史的维度、跨界的维度和不同国家的经验。

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还是拉杆箱的例子,第一个想出来把箱子和轮子结合起来做拉杆箱的人,他把这个idea拿出来跑到做箱子的工厂,商家就马上拥抱?不是。第一个人把点子画出草图给到箱包厂的时候,箱包厂人说这个东西不会有人要的。过了十几年,又有一个人想出来,他跑到商场说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原型展示一下,商场说不会有人要。每个人都特别容易陷在自己的小领域里,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理解市场。直到第三个人真的把某个商场说服了,把东西做出来,展示出来,发现销量特别好。等到销量特别好的时候,大家都蜂拥来做,而且箱子在不断更新迭代。科技面临的阻力,一方面是既有的再位者的阻力,另一方面就是认知上的阻力,每个人认知上都有很多围墙,打破这些围墙是很重要的。

再举一个例子,跟创新非常相关。在过去50年航运业最重要的创新是标准的集装箱,集装箱这个概念被创造出来之后,所有的人就马上拥抱集装箱?不是,最简单的比较,一艘中型散装的货物到港口之后需要400个工人一个星期的时间装卸,同样一艘集装箱货,现在基本上叫无人港口,只有两三个操作人员在系统上确保机器都在正常运行,两个小时装卸完毕。

其实这不是现有的,这是几十年前就发生的,当一个新的技术马上要去实施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你要抢夺很多人的饭碗,一个码头有多少工人,他是家里最主要挣工资的人,他们本来有很多工作要做,一下子他们没有工作做了,怎么办?有很多卡车司机也不干了,卡车在没有集装箱之前,什么车都可以运东西,现在要投资买标准的集装箱卡车,这些都是面临的阻力。

现场读者现场读者

我们仔细看集装箱运用的历史,你会发现它有很有意思的第一推动,这个第一推动是美国的越战。越战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美军发现南越的军队实在是不能打,他们决定升级,决定自己派军队到越南去,就需要有大量的补给送到越南。国防部五角大楼就说谁能够帮我越快越好的把大量物资运到越南去,有商人提出来我来帮你做,但是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做。

国防的投资通常是创新很重要的推手,美国的创新有一个部门叫DAPRA,美国国防部的研究局在不断地在推动创新,而军方的采购也一定是很多有意思的创新实践最好的机会,这次航运业最好的机会。所以把大量的物资运过去,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东亚制造崛起的时代,这些集装箱运到越南的时候不会空箱回来,会运着亚洲制造的货物回到美国。几年之后太平洋的航线就超越了大西洋的航线,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航线,而集装箱的发展也确保了全球化、全球贸易的快速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一直是双位数的增长,这就是科技发展、商业应用背后的推动力。如果不理解这样的推动力,集装箱刚刚出来大家就开始很担心。

在数字化的时代怎么去更好的保留前数字化时代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是很重要的。我随身会带着一个小本子,带着一支笔,我觉得纸跟笔是最好的前数字生活方式。为什么?因为它简单,它只有单一的目的,它让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马上随身、随手记下来。如果从人的认知学发展的角度来说,比较困难的学习方式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你写在纸上可能记录过程当中还要加入自己的思考,因为你不可能把讲者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但是它其实就是在学习。当过了几天的时候整理自己的笔记,放在手机里和电脑里的时候它又是再一次学习,所以它更有效。

在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的手机,它已经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肢体的一部分,它还不断地能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诱惑,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吸引我们注意力的,让我们分心的东西,所以这时候纸跟笔是最简单的,它不会让你分心,因为它有最简单、最直接的目的。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怎么思考有哪些前数字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应该保留,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谈人工智能是最重要的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认识人工智能,怎么认知人工智能。过去两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去聊,去挖掘的问题——人工智能是什么?人工智能是未来的电,大数据是未来的石油,我们能不能从电的发展过程当中,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有一定的帮助?

我举个例子。1800年的时候电还没有被创造出来,是一个前电的时代,美国退役的总统回到父亲的庄园,他喜欢看书,他也喜欢看Party,庄园的别墅也很大,他每年要花很多钱买蜡烛,晚上读书和宴客都需要蜡烛,当年每年要花一万多美元买蜡烛。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想做一个读书人,做一个夜生活很丰富的人,一定要是有钱人,你要买得起蜡烛。

白色的蜡烛也催生了很重要的行业,这个行业就是美国东北的捕鲸业。美国的捕鲸业不是像日本是为了吃鲸鱼肉,美国捕鲸业是为了把抹香鲸拉回来之后,两个人在抹香鲸的鼻孔后面打洞下去,每个人身上拴着绳子,你就拿着桶把鲸油捞上来,这样的鲸油做成的蜡烛没有烟,持续比较久,不熏眼睛,很好,当然也很贵。这是没有电的时代,你的阅读成本是很高的。

沙龙现场沙龙现场

100年之后,1900年在纽约当时已经开始电气化了,纽约一个家庭平均用于照明的费用每年大概是400美元多,仍然很贵,但是比起一万多美元而言已经便宜很多,现在我相信没有谁家里面用不起电灯,这是巨大的变化。

这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有电跟没电带来的巨大变化。第二,当电能变得越来越普及,当电变得越来越便宜,以至于你不计较电的成本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是重要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在人工智能身上同样能够看到,当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便宜,当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即采即用的时候,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

首先,人工智能是预测的机器。如果人工智能把未来的预测做得越来越好,它会给我们的商业,给我们的很多工作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出行坐飞机机场里都会有贵宾室,贵宾室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作用,它解决什么样的商业目的?如果到商学院开课,MBA的学生会给你很好的答案,贵宾室是为那些愿意花更多钱坐公务舱,或者经常飞同一家航空公司的会员提供更好的休息环境,让他们在登机前更好休息的解决方案。

但再仔细想想看,这群他们要服务的人,经常飞的人和愿意花钱买更贵舱位的人,通常意义上可以把他想象成为是一个对时间和效率要求很高的人,通常也不会特别在意自己的休息场所是否更舒服,当然他们很希望有,但对于他们来讲时间会更重要。如果说人工智能的小助理,现在天气预测,路况预测,航路预测,航空公司出港的信息,机场的信息,车辆的信息越来越集成,都可以更好的做预测。哪一天这个预测的准确度是99.99%的时候,这些人最优的选择应该是在机舱门关闭前五分钟,到机舱口直接登机走,不浪费任何一分钟在机场停留。

如果这是人工智能未来的预测机器能做到之后,它给你带来的是它会让很多服务变得没有意义,因为没有这样的需求,这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新思考。当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好的预测机器之后,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它不是一个新的科技取代旧的科技,而它会把商业世界里很多我们觉得理所应当的、司空见惯的东西被挑战,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人工智能还是什么?人工智能是从搜索变成推荐。我们去搜索的时候,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眼界、想法,我们肯定不会搜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的东西,很难搜出来。推荐就不一样了,推荐不只是算法对你的认知,对你的判断,同时它还要结合很多跟你画像相似、背景相似、学历相似、收入相似、精力相似,这些人都在干嘛?当搜索变成推荐的时候,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吴晨先生吴晨先生

我们经常会讲思维实验,思维实验就是说现实世界不一定会完全按照这个逻辑演进下来,但是它值得我们去思考,引发我们的思考。思维实验是说:当搜索变成推荐,同时算法的预测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电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如果电商可以对你的未来需求预测度高达95%,甚至更高,电商就会变成一家非常高效的物流公司,为什么?因为你每天早晨如果需要10样东西,可以把10样东西放在你家门口,如果预测度是95%以上,一定有9样东西是你想要的,拿走直接付钱,付钱这件事也直接被处理掉,最后那件东西你掂量是要还是不要,要就拿走,不要就直接放在门口退货,只要把物流、退货这件事做好就好。这是一件极简的方式,当搜索变成推荐,同时又是预测机器的时候。

这本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章节,叫奈飞经济学。奈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司,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仔细挖掘的。奈飞历时很长,跨越了人工智能前和人工智能后两个时代,甚至跨越到数字媒体时代之前。奈飞起家是一家做DVD的租售的公司,我还在美国读书,就成了奈飞的用户,每个月可以无限期的借DVD,借了DVD看完了把它放在信封里面,往邮局一扔就行了,你又可以接着借下面的。在流媒体时代之前,这就是最好的消费方式。

在那个年代,奈飞已经很清楚的认识到一家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他的数字资产,而对于一家To C的企业,对于消费者企业来讲,最大的数字资产是用户的喜好是什么,怎么去量化和了解用户的喜好。在前数字时代,你用信封去寄DVD,信封背后是有四五个问题,你喜不喜欢这个片子,打几分,会不会向别人推荐,还想看什么片子,你或多或少都会填。这样的用户的反馈,一种前数字时代收集用户反馈的方式,积累出来的对用户的洞察,帮助这家公司当转型到来的时候最快做转型,转型最标志性的一件事就是拍了《纸牌屋》。

《纸牌屋》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奈飞的目标是要快速成为HBO,他对标的企业是HBO,HBO是美国市场上最好的付费的没有广告的美剧产生公司。我要快速成为HBO,但是我要让HBO永远赶不上我。快速成为HBO是说内容上一定要快速成为HBO,让HBO永远赶不上我就是HBO对用户的洞察这件事永远赶不上,这是它的变化,《纸牌屋》就是很重要的例子。

《纸牌屋》就是你看到一个剧本,你看到一个导演,看到一些演员列表,奈飞就决定拍两季,花2亿美元,在2012年那是大数字,因为传统意义上所有其他的电视公司都说剧本、演员、导演,然后你再拍一集。这一集拿过来我们看,先是管理层看,然后再找一些典型用户看,看他们觉得怎么样,好我再订,最多订一季。订一季开始放了,放到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的时候,看用户的收视率高不高,高就决定接着再订一集,不高就卡掉,这就是前数字时代的逻辑。奈飞拿到剧本就决定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纸牌屋》是新创的剧,最快的时间获奖,7个月就获得了美国最佳的奖,这些是当搜索变成推荐,帮他特别了解一下想要什么,就像用药配方对了我就大胆去做,他就彻底改变了整个美剧的生态。

如果大家看美剧是美剧爆发式的增长时代,美剧的剧集跟2012年相比是一年翻了三番,电视剧的剧集量翻了三番,对于观众而言,尤其是国内盗版观众而言,基本上是盛宴,但是它背后是有一个巨大的推手,这个巨大的推手抓住了数字时代流媒体的机会,而流媒体是更多的让你有触点捕捉用户需求。奈飞每天捕捉他的用户,现在全球有13亿多的用户,都在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看,搜索这些用户的数据点超过2000多数据企业在收集。

我讲的这两点,一个是搜索推荐,一个是预测机器,让我们对人工智能可能的、潜在的发展是充满了担忧的。但是如果看了第三点,你会发现我们要停下来仔细梳理一下,因为人工智能是电,但发电背后最重要的是石油,而石油是什么?是大数据,大数据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每个人在线上跟线下的行为数据,也就是在传统意义上每个人的隐私的数据,而这个数据正在被广泛的应用,而广泛的应用这件事规则似乎还不是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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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开始美国跟欧洲都在对数据,尤其是个人行为数据的使用这件事上开始较真。中国是人工智能跟大数据发展最快的地方,因为我们似乎对数据保护这件事不是那么感冒。欧洲去年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就是要保护数据。我们觉得在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这件事是前数字时代的概念成立的,但我们认为什么东西是需要大家仔细思考的,而且要不断参与讨论,因为它是未来最重要的公共政策的节点:

第一,我产生的这些数据归谁,我在社交媒体上产生的数据,我在购物平台上产生的数据,等等,这些数据归谁,所有权归谁?第二个,它应该怎么被使用,使用规则应该怎么被制定?因为在大数据时代一定是把数据聚合之后它的价值才最大。第三个,这些数据能交易吗?个人能不能交易,平台能不能交易?第四个,怎么制定规则?这个规则有没有透明度,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有没有发言权?这都是一系列数字时代生活方式必须要去问的问题,不然我觉得再向前走就会出现很多很挑战的事情。

第四条,网络效应。网络效应造成的是提供特别吸引人的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变得越来越大,赢家通吃。对于IT的巨头,当他们深入到我们的工作跟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关注他们是不是太大,是不是垄断了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要关注他们是不是已经承载了太多公共的属性,如果他们是承载公共属性,我们对他是不是要有不同的要求。

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名退休老教授,他写的一本书叫《偷窥资本主义》,说资本巨头不断偷窥我们的生活,对我们了解太多了,而他们获取这样的信息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卖东西给我们,还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思想。作为消费者,你去消费一个产品、消费一个服务和消费一个理念是一样的,因为可以引导你去买一样东西,也可能引导你去做一件事情,这是很大的挑战。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是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数字时代,每个人最大的挑战是从公民被矮化成为消费者,公民是有自己独立见解、独立判断的人,消费者是不断地买买买,想我所想要,不断地为别人服务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人人都成为消费者,没有公民存在的时候,这个社会是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谈人工智能还是要谈人工智能意味着什么,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当人工智能变成通用型的智能的时候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人工智能超越了人类的智慧的时候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书里,我还在探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人类的智慧。生物的智慧是基于DNA不断地进化,而机器的智慧可能是基于芯片不断的迭代,芯片产生的智慧未来有没有可能跟人类智慧并驾齐驱,甚至是超越。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当我们不能超越敌人的时候我们要加入敌人,当人类的大脑不能够跟上机器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脑机互联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观察数字经济的转型,需要哪些抓手?转型不仅仅是从工业向数字时代的转型,同时也是迈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个有形物体、有形资产更重要,迈向一个无形资产更重要的社会。去年诺奖得主之一罗默提出来“知识与创新将是未来经济发展最大的推手”,为什么思想跟创意是最重要的推手,因为思想的交汇,全球化的市场,思想跟思想之间不是做加法的,不是1+1=2,是做乘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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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形资产跟有形资产有特别大的区别,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大数据是未来的石油,但是它作为未来的石油跟实实在在的石油是不一样的,石油催生出来的是新的能源使用,是汽车跟柴油机,跟火车,还有万亿美元的金融市场,但是它仍然是需要交易的,交易的过程当中所有权是要做分割的。

但是知识是不需要的,我的想法传输给你并不代表我的想法没有了,所以知识是有特别强的溢出性,它可以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变革。我们如果认定之前提出来的创新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跨界,来自于不同领域里成熟的想法的重新捆绑的时候,你会发展知识的“杂交”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巨大的。这是我们要理解知识经济最大的特点,也会需要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本来是一个前数字时代概念,那我们怎么鼓励开放式的创新又是很多新的问题。

最后我想讲怎么保留人不同于机器很重要的美德,我提到Humility和Humiliate,这个词大家第一次听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个印度裔美国人的例子,印度裔在商界、学界好像比中国人在美国混得更好。这个人是印度生、印度长的女性职业经理人,最后做到了百事可乐的CEO跟董事长,刚刚退休。她45岁时被选推选为百事公司的董事,这对一个45岁少数裔非美国人女性而言,是非常高的成就。她把自己妈妈从印度接过来帮她看两个孩子,你想象一下她升职那天开车回家进家门之后是什么样子。她妈妈看见她开车回来,进家门就跟她说家里面冰箱里没有牛奶了,让她开车出去到超市买两瓶牛奶,她自己开车出去买了两瓶牛奶又回来,回来又放到冰箱里。她妈妈才跟她说:我不知道你今天在公司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你既然请我过来照顾这个家,在这个家里你得听我的,我希望你不要把公司里面带来的任何的情绪、想法带到家里。

每个人在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有起伏,每个人都有光鲜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有骄傲到尾巴翘得很高的那一刻,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给你适时的泼冷水就会出问题。英语有这样两个词,一个叫Humility一个叫Humiliate,都是跟泥土有关的:Humility就是你永远不会跟生你养你的这片土地分离的感觉,就永远不忘本的,你如果永远记着你是哪儿你就不会那么骄傲自大,永远是谦虚的;Humiliate完全相反,你时不时都想攀高枝,都想翘尾巴飘起来,但是一旦犯错被人踩在你把里的样子就是Humiliate,就是被羞辱的感觉。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要戒骄戒躁。

美国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叫《自满阶层》,他就在讲说美国人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自满,美国人是不是不可一世,美国人是不是丧失了创新的动力,美国人是不是看不到自己阶层以外的人,我觉得这些是给我们很大的惊醒。前几天发生的39个偷渡客的事,在评论当中可以看到特别多因为圈层所以说不了解跟我们不同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有巨大的缺陷的,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谦逊,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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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的这本书也是我读书的心得。我觉得读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数字时代的工作跟生活的方式,因为读书过程当中你会偶遇到很多让你觉得特别开心,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环节,所以我专门有一个书评写的是《航天的细节》。这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双胞胎宇航员哥哥写的,哥哥是在国际航天站上呆了一年,弟弟在地面上,因为双胞胎的DNA差不多,就可以看到一年在太空的旅行对于一个人的身体跟心理都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对于骨骼,对于红细胞,对于白细胞各个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哥哥把这一年的经验写出来。

更好玩的一点是,在那个年代,现在美国人想要把人送到太空站上,必须要依赖于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因为美国的航天飞机退役了,美国新一代飞船还没有设计出来,美国跟俄罗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航天文化就有机会碰撞交融起来,《航天的细节》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细节,这个宇航员第一次要出发飞上天,要跟所有亲人告别,告别完了穿好衣服上巴士,开到发射塔,三公里的距离,两公里的时候车停下来,所有宇航员下车朝右后轮撒泡尿,如果是女性怎么办呢?你事先准备好一小瓶尿,或者至少一瓶水在那个时间点对后面撒一下。美国宇航员也这么做,做完之后他问干嘛这样做,俄罗斯宇航员就跟他讲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他上天之前也是坐巴士过去,二公里的时候他说不行我憋着一泡尿我得先上个厕所,在60年代的时候尿不湿都没有,联盟号里面也没有厕所,所以加加林说我不想做第一个上天但是尿裤子的宇航员,他就下来了,上了车到了发射塔,正常升上去,然后平安的落下来了,完成了第一次人类的航天旅行,就变成了一个传奇,也变成俄罗斯整个宇航天人的传统。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去想,如果你是一个宇航员,你坐在300万吨的液体炸药上,然后引爆上天,死亡率是5%,如果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你放松一下,让你有一些对潜在的危险不是那么在意,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这个环节点,迷信跟科学某种意义上这个十字路口的冲突并不是那么明显,每个人也觉得这挺好玩的,放松。

第二本书是《简斯维尔》。大家可能都看过《美国工厂》,讲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代顿市的工厂,代顿跟简斯维尔特别像,简斯维尔是是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小镇,两个城市都是汽车城,都是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工厂被关掉的,一两万工人和几十万人的社区因为工厂被关掉而破败,因为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美国通用汽车的工厂,因为工会的保护,因为一系列的保护,工人都是拿着每小时26美元的工资,同时如果你加班的话还能有很多的加班工资,所以说只要生意好,只要景气的时代,蓝领工人都能拿到平均每年十万元的工资,是标准的白领的、标准的中产的生活方式。

而这样中产的生活方式因为自动化、全球化破产,所以《简斯维尔》就是非常好的记录,当工厂被关闭,当这么多人,当社区一下子变得凋零之后,它到底会印发什么样的社会矛盾,为什么很多政策想要帮助工人转岗,想要帮助工人培训的政策在现实中并没有取得很多效果。

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再看《美国工厂》,你会觉得《美国工厂》这个角度是有问题的,我看完《美国工厂》第一时间就给腾讯·大家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奥巴马选的这个导演犯了三个错误,其实就算不同的语境去看,这本书也是给了我们很重要的语境,我们怎么理解,为什么蓝领的工人为那么多比例的选特朗普当他们的总统,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美国陷阱》号称是今年比较牛的一本书,号称是百万级的,法国阿尔斯通的一个高管因为涉嫌向印度尼西亚的议员的儿子行贿,为了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锅炉的项目竞标能够中标做的这件事,而且都不是亲身参与,他只是在过程当中经常会操纵,所以他知道这件事,然后在美国的监狱体系里面进进出出呆了4年,对美国的监狱,对美国的司法,对美国针对白领犯罪的司法体系有了深刻的理解。

不去讲他到底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但是背后体现的是美元结算的原则跟美国司法的原则,因为大多数国家,大多数跨国公司都要用美元结算,依赖采用美元结算的金融机构,而美国对于美元结算有很多的监管,所以他的法律边界就可以延伸到美国之外,他的反腐败法、反洗钱法都可以延伸到美国秩序权之外去惩罚其他人。

这本书里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数据,美国的反腐败法真正被广泛使用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而在金融危机之后你会发现针对外国的跨国公司,非美国的跨国公司,无论是立案的数量,还是让这些跨国公司认罪、认罚的金钱的数量都是惊人的,这也是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的,美国长臂原则对整个全球体系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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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本书,我刚才在楼上寻麓书馆也看到了,这本书叫《当下的启蒙》,美国很重要的一位思想家的一本书。《当下的启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内容叫蓝色谎言,什么叫蓝色谎言呢?因为小圈子的利益,把小圈子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你甚至都不会仔细去挖掘事实的真相,只是用小圈子大家能够共同接受的一种说法去解决问题。在一个圈层化越来越厉害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更容易找到跟我们类似的人,也更愿意和我们类似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蓝色谎言是最值得我们去警醒的。

这又是一个前数字时代的方式,或者说数字时代的行为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理解?比如《战争与和平》里面的安娜,她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她是跟她喜欢的情夫一起私奔,还是回到家跟她不喜欢的丈夫接着过日子,很多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人生抉择。你会把这个事问SIR吗:我该做什么选择,你帮我选一选,这意味着什么?我相信我们都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你很难避免我们的孩子做这样的事,因为他们从小在语音互动过程中已经很习惯了。当他们习惯了问每天天气怎么样,这道数学题怎么解,意大利的首都在哪儿,她哪天问我该不该跟那个男孩一起出去玩。再问很多问题就麻烦了。

构建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规则和制度,第一,非常强调从人治变到法治,怎么理解在权力场的过程当中信息流动可能不通畅,可能让系统发生问题,这时候规则和系统很重要。第二个,开放就是更通畅的信息流,加速系统对变化的反应,因为我们面临的是日益复杂,又是未知的未来。第三个,一定要有多元的想法,一定要集思广益,不同源头的想法要碰撞,才能够更好的解决未来的、复杂的、未知的问题。

最后我解释一下我的书为什么叫《聚变》。时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思想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未来我们就要聚起来。不同领域,不同想法,不同阶层,不同经验,不同专业的人聚合起来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集体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对未来复杂新的问题能够有一些新的想法。

大家如果对阅读感兴趣,我自己的目标是一年给大家推荐50本我读过觉得有意思的书,而且是新书,而且很多是外国书,这是很重要的。大家关注我的个人公号——晨读书局。

我自己的这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商业跟科技的十字路口,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从这本书更详细的了解到我在过去这一年的思考。

《聚变:商业和科技的前沿思考》,吴晨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聚变:商业和科技的前沿思考》,吴晨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

《桃色公寓》:办公室恋情的精美探戈

《桃色公寓》不是那种如雷贯耳的作品,它不像《公民凯恩》那样在电影的结构和视听语言上有许多电影史坐标的意义,它也不像《卡萨布兰卡》那样在爱情片中处理了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爱、又怎样面对死亡这类重大的政治哲学命题,它的视听语言、镜头处理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可圈可点。

《桃色公寓》剧照《桃色公寓》剧照

但是,作为一件电影艺术作品来看,它精细、完美,优雅、温润,是一件不显山不露水的顶级艺术品。今天,连其中的办公室环境造型都被视为大工业社会冷漠地等级化、物化地摆放个体的隐喻。甚至本剧中的小道具使用都被电影学院作为剧作教学的案例。如果谁想要学习商业电影的叙事艺术,这部作品是首选教材之一。

在北京电影学院,大约直到1990年代末,这部作品都没有听说被列入课堂分析的标本,但现在,它已经是文学系和电影学系一些老师偏爱使用的作品分析案例。对这种内在功力无限,看起来并无惊爆亮点作品的注意,与商业化的类型电影在中国兴起有较高的相关性。

其实,《桃色公寓》堪称大师佳作。它是由比利·怀尔德导演,此公好生了得。在电影史上,他大概是一个创作出最多种类型、最多部经典作品的导演。1944年,他创作了《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这是黑色电影的早期经典作品。1945年他拍摄了《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此作品获得第十八届(194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比利·怀尔德(1906-06-22 至 2002-03-27)比利·怀尔德(1906-06-22 至 2002-03-27)

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佳作频出,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1950年《日落大道》(Sunset Blvd.) ,黑色电影经典;1955年,《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爱情片经典,其戏剧情景和红衣女郎飘裙衣的经典性感场景不知启发了多少后继作品;1957年他的《控方证人》(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炉火纯青,显示功力,笔者将其视为法庭戏(court drama)的经典作品。1959年,他拍摄了《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这大概是一部开创了类型混搭先河的的作品。它将强盗片、爱情片、音乐歌舞片、动作喜剧的类型混搭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完美浪漫世界。该片的同性恋暗示在好莱坞也引领政治开明之风气,其结尾的那句台词“没有人是完美的”,到今天也成为一句余味无穷的经典台词。

当法国电影手册派提出“作者导演”概念时,其实他们更在意的是那些在商业体系内工作,但又发挥着自己的艺术天才,保持着自己个性签名的作者(Auteur)。作为在制片厂系统中工作的作者导演,电影手册派比较关注研究过希区柯克、霍华德·霍克斯、奥斯·威尔斯等。在笔者看来,比利·怀尔德、吴宇森、周星驰、杜琪峰等都是作者导演,他们都在商业电影的体系机制中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都能够坚持发挥出自己的天才,都在作品中留下自己那无处不在的、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签名。

不显山,不露水,建构起公寓与办公室的冲突

《桃色公寓》这部作品本身就可以比作一座房屋,它的英文片名就叫做“公寓”。作为一件艺术品,它设计精巧、结构紧密、内部榫卯严丝合缝。构成这座精美公寓骨架的,是它的剧作。《桃色公寓》的剧作结构精美、均衡,其主人公看似温柔、犬儒,柔弱顺从、追逐功利,其实个性坚挺,勇敢执着,他最终为了爱情决绝地抛弃世俗利益。

本片的冲突是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的。

作品开头是男主人公巴德在办公室报小职员的工作流水账。他的职务是在保险公司做统计,所以他偶然知道女主人公弗兰做过阑尾手术,这是后面他与女主人公的一个话题。

报流水账,戏剧功用在最后一句话,他说自己下班不能回家,顺畅地设置出戏剧情景:他的公寓被借给上司寻花问柳。好不容易等到上司走了,巴德才回家吃点快餐上床睡觉。另一个上司又领来一个女孩,巴德半夜三更被赶到中央公园的长椅上饱受寒风。

在中央公园长椅上冻一晚上,巴德感冒了,这件事是剧作上的一个小钩子。在好编剧手上,小钩子能够勾引出大事件。

由于头天挨冻,没睡觉,还感冒发烧,巴德第二天在办公室的强烈愿望就是今晚我要睡觉。为此,他要推掉“预定”他公寓的上司。原来,巴德出让公寓的明确目的就是想升职。

重新安排当晚公寓由谁来使用那一场戏是一种令人嘴角暗笑的那种冷幽默。在节奏上,它是一个戏剧情景引动一串像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戏剧事件。巴德把自己公寓的使用时间挨个往后调整,终于把当晚的时间空下了。观众跟他一起长出一口气,他当晚可以好好休息了。

这时,另一个高级别上司杰夫召见,巴德心想升职有望。谁知道杰夫迎面一巴掌打过来,他威胁说在调查巴德是否用公寓贿赂各级上司抬高他的工作评分!巴德吓得清鼻涕都不流了,把自己与各个部门经理的交易和盘托出。此刻,杰夫拿出两张当晚的戏票放在桌子上,原来杰夫自己要用巴德的公寓!这戏写得叫一个峰回路转。巴德交出公寓钥匙,拿着两张戏票去邀请自己微弱有感的电梯女司机弗兰。谁知道,杰夫当晚要带去公寓的女孩就是弗兰。巴德被放了飞鸽。

至此,这一段围绕安排今晚公寓用途的戏剧情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翻滚达到了高点,本剧完成了全局戏剧冲突的建置。好的建置就是这样,十分顺畅地、在观众和剧中人都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就把冲突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个建置,把三个主要人物纠葛得十分紧密。而就这个点而言,也把巴德刚才这个段落的行动目的给推向了反面,为了讨好这个大老板得到升职,可怜的感冒发烧流鼻涕的巴德今晚又不知何往。

被迫拿钥匙换戏票这件事就是本剧完成建置的事件。罗伯特·麦基的《故事》把这称为“激励事件”(Inciting Incident),悉德·菲尔德在《电影剧本写作基础》用“转折点”(Plot Point)来指称这个结构上的重要节点,有的剧作家将其称为“钩子”。不管用什么名词,它都是指在戏剧结构上的重大转折点、重大激励事件,或者说是具有结构上构成纠葛、把故事的冲突建立起来的大钩子,它不同于编剧在故事情节推进中、某一情境中使用的那种小钩子。

《桃色公寓》这一场戏的绝妙编排可以作为怎样构建戏剧冲突和纠葛的教科书。我们看到,巴德此前只是对弗兰微有好感。作者对俩人这种关系做了不显山不露水的铺垫:巴德在电梯里对弗兰很礼貌,听说巴德吹嘘自己要升职,弗兰善解人意地给巴德西服口袋插一支花。因为被迫拿到两张戏票,巴德临时想到不如去约弗兰看音乐剧。而上司恰恰是因为拿到了巴德的公寓钥匙,才又花言巧语把弗兰带进桃色公寓。因为被高管的甜言蜜语忽悠走了,弗兰放了巴德的鸽子。弗兰还在巴德屋子里遗忘了破碎的镜子,这让巴德后来在圣诞那天明白弗兰就是大老板的情人。

同时,这场戏还让我们看到主人公强烈有力的动机:巴德要往上爬,要升职,为此他可以不要健康,对所有上司低眉顺眼。

许多剧作教材把矛盾冲突建置完成以后的戏剧段落叫做展开段落或者叫做发展段落,不对。这样会把编剧引导到一个对戏剧功能认识和实践上的错误方向。戏剧冲突建置完成之后的段落必须叫做:“对抗”。它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发展,或者什么自然的展开,而是编剧非常有意识地设置的、精心安排的戏剧冲突的继续,是人物在不断加剧的、上升的冲突中的连续戏剧行动。

就本剧来看,它的对抗段落非常饱满,这很符合中国戏剧家李渔所说的对戏剧中间段的要求“猪肚”。但是,西方戏剧作品和戏剧理论更强调冲突,强调在冲突中戏剧情境的变化和上升。在对抗阶段,我们大致看到这些貌似只是顺序发生的事件:弗兰因为已经与杰夫分手才答应跟巴德一起去看戏,谁知道弗兰在杰夫一番花言巧语后又跟杰夫和好了,他们又去了巴德的公寓,巴德被放飞鸽,完全不知道自己颇为心仪的女孩就是在自己家与大老板幽会;公司圣诞庆祝会,巴德发现与杰夫幽会的女孩就是弗兰;圣诞夜晚,再次发现被骗,对杰夫绝望的弗兰在巴德家自杀;巴德发现后救助弗兰,彻夜照顾她,陪她打牌,给她做饭,两人回忆自己的过往琐事。巴德发现自己爱上弗兰,他去找杰夫,准备告诉他,自己马上要向弗兰表白,“把麻烦接过来”。

可是,在杰夫的办公室,杰夫告诉巴德,不需要你再照顾弗兰啦,我要把你家里的麻烦接过来!原来,因为弗兰的自杀事件导致风声透露,杰夫的老婆把他赶出家门,他顺水推舟,决定跟弗兰结婚。巴德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们的男主人公再次撞墙,眼冒金星。

这一场是本剧结构上的第二个大激励事件,由此导入故事的高潮段落。

大逆转式结局:世俗追求与爱情超越

法国的皮埃尔·让在《剧作技巧》一书中转引过一句话,可以被当做大情节故事的剧作金句铁律:“在关键剧情的最后,主人公所遇到的问题看上去应该是无法解决的。”在这个故事中巴德就是面临这样的绝境。

这时,我们的主人公追求爱情的努力完全失败,彻底走入死胡同。他在相处中爱上的女孩终于得到了正果,马上要与她一直迷恋的大高管结婚。而巴德呢,他连表白的机会都没有了,弗兰根本不知道巴德爱上了自己。

比利·怀尔德怎么往下写呢?

在本剧中,办公室和公寓,升职与爱情,这两条线索是按照交响乐中的对位法缠绕上升,彼此扭结,互相推动着来写的。

情场失意,职场得意,因为照顾弗兰有功,杰夫给巴德升了职。可是,以前一直梦想升职的巴德忽然辞职了。

在此,我们看到了巴德的行为动机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由追求升职转为强烈的爱情迷恋。

这种戏剧情境是很难营造的,本片的爱情故事到这里好像是走进了死局:巴德辞职离开了公司,他爱上的女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爱着她。而且这个女孩马上要快乐、幸福地跟别人结婚。

本剧最终解决矛盾把故事推向高潮是让女主人公弗兰忽然顿悟。在新年之夜,杰夫对弗兰说巴德辞职了,而且再也不肯借给他公寓钥匙。这位花心高管还糊里糊涂地加了一句“巴德是不是跟你有啥过节啊,他说尤其不会把公寓给你用”。新年的钟声响起,杰夫转身跟人们互致问候。特写镜头对准弗兰,她的表情充满疑惑与不解。忽然,她明白了什么,她冲到街上,奔向巴德的公寓。等到杰夫再转头回来,座位上已经人去椅空。

弗兰冲进巴德的公寓,巴德已经把东西都打包就绪准备离开这座伤心公寓。弗兰径直走过去坐在沙发上,她拿起桌上的扑克牌洗牌。这时,我们可爱的男主人公巴德才鼓起勇气说:“弗兰,我爱你。”弗兰的回答是: “洗牌。”音乐响起,曲终奏雅。

中国出版的美国著名影评家休·依伯特的影评集《伟大的电影》把最后这句台词的英文Deal 翻译为“成交”。在这里只能翻译为“切牌”或者“洗牌”。因为,那副扑克牌带着他们两人的前面故事,这个词让弗兰的爱情回答蕴含在表面词语的底层,韵味无穷。

弗兰的顿悟和巴德的虚假动机

弗兰最终的这个大动作写出了人物的顿悟。而且她的这个顿悟是在瞬间完成了两个动作,一是明白了原来巴德深深地爱着自己,更重要的是,同时她也明白了自己,认识到自己并不真心爱眼前这个位高权重,反复欺骗自己,由于被老婆赶出家门才答应跟自己结婚的杰夫,自己爱的是巴德。

这种顿悟是人物向自己命运的归顺,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突然照耀,是人物勇敢引爆自己灵魂的精神原子弹,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猛然觉醒。在《色,戒》中王佳芝在紧要关头对易先生说出那句“快走”时,我们看到这种顿悟;在《末路狂花》中塞尔玛和路易斯两人互相对视一眼,猛踩油门飞下悬崖时,我们看到这种顿悟;在《正午》中,凯恩警长猛勒缰绳,调转马头返回小镇去与一帮凶悍的匪徒对峙抗暴时,我们看到这种顿悟。

《色,戒》剧照《色,戒》剧照

但是好编剧写出顿悟一定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依据,一定在在故事中做出充分的铺垫。在《桃色公寓》中,编剧、导演对弗兰的这个顿悟和转向在之前的故事中充分地做了铺垫。她看到杰夫几次三番地糊弄自己要离婚,她知道这次杰夫是被老婆从家里赶出来。而在巴德这里,她与观众一起看到巴德是多么善良,多么照顾自己,多么善解人意,又多么地因为爱上自己心灵受伤以致放弃到手的高管职位而离职它去。

再仔细看看男主人公巴德的塑造刻画,这个人物写得笔触细腻,但是笔笔有力,凸显出这个人物的无穷魅力。

故事开始,我们看到一个卑微的小职员,他的初始欲望动机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强烈:放弃一切,寻求升职。为此,发着高烧还把公寓让给允诺提升自己的高管。

在这里,编导为自己的人物设计了一个虚假动机(dummy goal)。我至今没有在中国的讨论剧作的书籍中看到对这个重要的剧作方法有详细辨析讨论。在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一书中,他区分了“有意识欲望”和“无意识欲望”,这里的“有意识欲望”就是虚假动机。我对“虚假动机”做出的定义是:剧作家为主人公所设置的那个他自己以为要达到的动机;其实主人公自己都不知道,他具有,或者会发展出更强烈的真实动机。

给自己的人物设置一个虚假动机时,其实作者是在追寻、探索这个人物的内心,他/她最在意啥?他/她自己知道吗?

在《色,戒》中,王佳芝受到爱人邝裕民的鼓动,她以为自己是去刺杀国家的敌人,其实她的真实动机是寻求爱情,当她身体觉醒,由性升华到爱之时,她可以舍命救这个爱人,这时她不管这个男人是不是国家的敌人。在王佳芝身上,爱国杀敌是她的虚假动机,寻求性和爱情,才是她的真实动机。

在《窃听风暴》中,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机构的侦探维斯勒主动要求去监视“国家的敌人”——作家德莱曼,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内心存有那一念之善,在关键时刻,他转而挽救作者,冒险替他转移证据。在他这里,监视、迫害作家,保卫国家,就是他的虚假动机,而对自己内心尚存的对美和善的敏感,隐秘之中对剧作家那位演员女友的迷恋,这些他自己都随时要加以回避、压制的思绪和情感才是决定他行动的真实动机。看看导演是如何处理维斯勒在剧院看女演员主演的话剧那一场的镜头切换和调度或许能更清楚地了解他的真实内心。

《窃听风暴》剧照《窃听风暴》剧照

世界文学名著《悲惨世界》中,沙威警长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可以置一切人情于不顾的执法机器、是一个永远追踪逃犯的鹰犬,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其实是他的虚假动机。有一天,他自己内心的那犹如头顶闪烁星空那样的不可解释、不可名状的善会觉醒,会在抓获冉阿让以后把他放走,然后自己投入塞纳河了却自己作为于鹰犬的一生。

除了我们讨论的这些,《桃色公寓》在表演、现代工业环境的营造、小道具的使用等许多方面也都有可圈点之处。它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许多地方都是让人初看起来似乎没啥巧夺天工的大手笔,其实它处处显示出一种剧作、表演、导演等电影形式营造上的有趣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

《桃色公寓》,那是一座结构精美、巧夺天工、洋溢着浪漫柔情的公寓。

《桃色公寓》海报《桃色公寓》海报

《桃色公寓》(The Apartment,1960)

导演:比利·威尔德 (Billy Wilder)

主演:杰克·莱蒙(Jack Lemmon)饰演:巴德(C. C. 'Bud' Baxter)、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饰演:弗兰(Fran Kubelik)

获奖:1961年第33届奥斯卡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女配角、最佳美术设计

水滴筹扫楼提成的业务员是悬壶济世的天使

水滴筹的地推人员在医院拉项目被视频曝光了。一时间,诸多批评指向了公司地推人员为了按单提成而扫楼。

水滴筹有功有过,唯独批判扫楼提成这件事情,只配得上五个大字,“何不食肉糜”。

2019年两会期间有个数字,我国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占总贫困人口比例超40%。多少普通家庭,遇到重大疾病来袭,家庭财富一夜蒸发,重压之下,无路可走。

在各大医院里,有人不辞辛劳地推介一款互联网产品,不让人额外花钱,不骗人吃亏上当,不卖虚假伪劣医疗技术,苦口婆心劝人接受新鲜事物,不厌其烦地辅导人如何将自己的故事包装成文案,放在网络上,就有机会得到社会的援助,让人摆脱交不起医药费的恐惧,告别因病致贫返贫的阴影。

这样雪中送炭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不被人叫做天使,还被人鄙夷每单收取了80块到150块的提成费,这句评价,真对不起良心。

这种地推拉客劝人求助的模式不是没有问题,但扫楼按单提成一定不是问题。没有这点金钱的刺激,也没有那么多人能像蒲公英一般,把白求恩精神洒满社会的每一个空隙,挽救诸多家庭的苦难。

水滴筹真实的问题,是在业绩的刺激之下,剑走偏锋,把这事变成套路,抛弃了诚信,将不符合社会对求助认同的案例,包装到了互联网之上,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

践踏诚信,病人家庭的私心和公司对高速增长的贪婪,合谋割取善良的韭菜。这二者基于畸形审美的共谋,营造了今天令人窒息的困境。

(一)

个人求助与慈善救助,常常被混为一谈。在法律上被严格区分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二者是一体的。

借三不借二,救急不救穷。治病借钱,被列为必借之首。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是有车有房的殷实家庭,也不一定架得住短时间掏出一大笔现金交给医院。

对疾病家庭救助的热情高涨,很快,我们被自己的热情给吓到了。

十年前的时候,正是传统媒体高潮的末期,和互联网传播的早期,个人的大病求助案例是常常被热炒的一个话题。

当时淳朴的媒体人们,非常热心的介入到诸多遭遇大病的困难家庭。一不小心,就用力过猛。热心媒体联合报道,一个只需要十多万就能解决的案例,动不动就募集到百万量级的善款。

那个时候的人们,还很淳朴,看到那么多的钱来了,并不敢辜负社会的热情。于是,常见的情形是,一个大病求助的案例做完不久,媒体开始了第二轮报道,认真的反思,资金多了该怎么办。病人家庭不敢把多了的钱放在自己口袋里,退钱没有好的办法退回去,再捐出去又不一定找得到合适的去处,也怕辜负了捐赠人的心。

那时我也常常被邀请去发表评论,如同当时各个秉持专业主义的行业一样,每次我都咬定一个观点,出现这样尴尬的结局,就在于媒体热心太多,专业度不够。如果这样的事情交给专业的慈善组织运营,他们可以在一个议题下面对社会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不是一次就一个个案行动。这样,最终不仅能避免个案筹款超过的问题,还能更多顾及没有被媒体关注到的那些弱势个体。

有一天,一个敏锐的主持人反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当时这个家庭找到了你们基金会,你们能接接受他们的求助吗?”

我回答,我在的基金会确实不能,但我相信他们能找到对口的慈善基金会解决这个问题。

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心虚了半截。在海量的求助面前,慈善基金会不过沧海一粟。媒体固然做得不够专业,容易闹出用力过猛的问题。但没有媒体介入,这些家庭求助无门,是更加令人困扰的道德尴尬。

尤其几年后,我回顾慈善事业发展数据时,看到国内当时不过六千家基金会,能对口疾病救助的活跃慈善基金会更是屈指可数。如果将希望放在仅有慈善基金会之上,不过是个专业的笑话。

个人求助这件事情,社会需求实在是太大了,慈善组织少到疲于回应。专业可持续的道路解决不完,社会必须寻找其他渠道解决。

(二)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商机。即便是互联网兴起后带动的慈善浪潮,广泛拉动了网民的热情与慈善事业的大发展,在嗷嗷待哺的人群面前,依然不过沧海一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专门服务个体求助者的互联网商业平台趁虚而入。他们用不专业的方法,回应了真实的需求,得到了急剧快速的发展。对这些商业平台而言,并不需要从求助者本身去收钱,在互联网逻辑下,用户就是金钱。

轻松筹、水滴筹等在社交圈内屡屡出现的产物,就这样变得流行起来,而且增长惊人。轻松筹五年流转总额超过360亿,后起之秀水滴筹四年总额超过235亿,大病类个人求助金额占据了绝对的大头。

坚持与正规慈善基金会合作的腾讯公益等平台,2019年上半年捐赠增长迅猛,总额超过18亿。

即便在慈善基金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相对程序规范和操作严谨的慈善基金会,在社会动员能力与回应社会需求方面,远远不如商业平台之上汹涌的个人求助。举全国慈善组织之力,远不及商业平台支持的个人求助。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个人求助汹涌蓬勃,也同时泥沙俱下。

个人求助不是有专业主义依托的媒体来背书,完全依靠个体的自觉,最终在比底线的游戏中,逐步沦为不自觉。

没有了自觉的信息,演化为套路。通过文字渲染能力打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本是一种美好,如今成为了收割机。很久没有听说,有人得到超过需求的捐助以后,会反省不安,会主动退款,会因为发布不实信息而内疚。大概是道德底线已经变了,大爷我凭本事得到的捐款,凭什么要讲良心吐出来。

更有甚者,自然是平台的助推,地推人员在最熟悉规则的情况下,协助病人家庭造假,包装不实信息,鼓励病人家庭无需担心反馈信息,裹挟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场收割善意的狂欢中去。

慈善本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商业为了逐利必然强调效率优先。当两种价值观嫁接在同一个商业主体之上的时候,渴求逐利效率的欲望,压倒了恪守诚信与公平的道德。

民政部也多次提出,平台应明确告知用户及社会公众,个人求助、网络互助不属于慈善募捐,真实性由信息提供方负责。

很遗憾,道德底线普遍被突破的情况下,善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三)

上个月的时候,水滴筹公司推出了积极地一步,起诉隐瞒财产发起求助的个体。法院支持了原告,判决将被告所筹集到的资金和利息原路返回。

同时,法院提出司法建议,建议民政部加强立法和监管。建议水滴筹公司等网络平台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健全审核机制。法院的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办法是有效的,最终也是极难落地结果的。

遇到疾病而发起个体求助的问题依然庞大,立法严管容易堵塞了求助的道路。慈善组织解决能力依然有限,短期内不会爆炸性增长。对于公司而言,如果他们也做到如同专业慈善组织一样的审核与监管,解决效率也会如同现有的慈善组织一样,难以更高更快更强,会极大地降低平台扩张的速度。

政府严管和企业加强审核责任,正确但无效。解决个体求助中的虚假信息,问题根源还是解决因病致贫返贫数量过大的问题,当问题总数缩减以后,社会就有足够资源来从容解决个案的困难。当总量太大的时候,任何看起来很好的办法,控制了虚假求助的情况,也必然会耽误有真实需求的家庭。

解决问题的思路变了,真实的路径是建立三层保障网。

第一层,国家从社会保障角度扩大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目前国家不断加大健康扶贫政策,收获了积极地成效。这一层工作做得越好,需要通过社会补充支持的案例就越少。

第二层,国家和社会对法律框架内的慈善活动和社会公募组织放开更多空间。从慈善组织筹款和个案网络求助资金量级对比来看,社会整体对慈善的捐赠并不小,但是慈善组织能够有效吸纳社会资源的能力偏弱,远不如打法灵活的个人求助。法律对慈善公募组织管理过严,留下了太多的社会空白。社会舆论对慈善组织恶意过重,然后转手将资金捐到不明就里的地方。法定的慈善组织无力充分回应社会的需求,这个空白总会由一个更加让人泪流满面的力量占领。

第三层,对商业平台支持的个人求助,本就不应成为接受社会资源的主要流向,这不是企业积极追求的目标,不是企业应当从事的工作,也不是企业擅长的事务。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回应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主要交给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和慈善组织办理。再有漏网之鱼的时候,商业平台担任一个积极地补充就游刃有余。

回头想来,如今的现状,是二线替补队员被架到了决赛场上当主力,场上局面乱糟糟。舆论苦苦的逼着企业把慈善做到最专业,然后慈善组织苦苦得不到更大发力的空间。

共享单车风起云涌的时候,有人高呼,这是最佳实践环保的社会责任担当。直到企业倒闭,押金退还遥遥无期,废弃单车遍地都是,如日中天之时领取的各路社会责任奖、环保奖不知被扔在哪个角落。

如今,又到了期望公司的地推不领取提成,成为拯救大病救助的守护神。

我们怎么就能保有如此畸形的审美,从而对真实的世界充满了莫名的期待,与扭曲的愤怒。

气候变化导致的瘟疫,左右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1776年,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共同发布了《独立宣言》。同年,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在其宗主国英国出版了两本煌煌巨著。一本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另一本则是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近代化的开端,启蒙运动方兴未艾。吉本对罗马帝国的研究,与其说是对欧洲历史的探索,不如说是对启蒙运动的助力。他对自由平等的推崇,对基督教的批评,宛如一把刺向宗教专制观念的尖刀,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而具体到吉本对罗马衰亡原因的探究本身,则可以归结为四点:时间和自然的侵蚀、蛮族和基督教充满敌意的攻击、对建材的使用和滥用和罗马人内部的纷争。其中,吉本主要侧重对帝王将相,即罗马皇帝个人统治策略的探究,以及基督教对罗马帝国影响的评判。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陆续出版后的两个半世纪里,跟随吉本考察、探究罗马帝国兴衰的学者不在少数。进入20世纪后半叶,很多研究者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开始增加社会、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研究视角。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凯尔·哈珀,正是试图提供新解释的学者之一。

2017年,哈珀出版了《罗马的命运》一书,从气候、疾病等环境史的角度切入,重新梳理帝国兴旺与衰败的原因。尽管哈珀并不是首位从气候、疾病等原因探寻罗马衰亡的历史,但是他在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大量详实气候、水文、卫生材料,也足以让人钦佩。此外,作者将这些环境史的数据和罗马政权的迭代、帝国的命运变化进行逻辑上的严密整合,其过程也十分精彩。

可以说,阅读哈珀的著作,令人掌握了打开了理解罗马帝国之门的新钥匙。甚至,在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时,哈珀也在更新我们的理解框架。

从“罗马气候最优期”到“晚古小冰期”

“大部分讲述罗马衰落的历史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默认假设之上,即环境是一个稳定、惰性的故事背景......由于获取古气候和基因历史数据的能力取得极大进步,我们得知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不仅仅是错误,而且是大错特错。”

尽管哈珀是一个古典文学教授,但是他对罗马时期详细气候资料的掌握,使他可以看到罗马兴衰与气候变化之间的惊人重叠。约公元前200—公元150年,这是罗马气候最优期。之后,约公元150—450年则是罗马过渡期;到了约公元450—700年,则到了晚古小冰期。

在罗马气候最优期,罗马帝国达到了国力巅峰时期,而在气候过渡期,罗马城被哥特人洗劫一空,帝国的象征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到了晚古小冰期,西罗马分崩离析,东罗马领土日益缩小,虽延续千年,但荣光早已不在。

当然,如果只是简单将气候状况和罗马帝国国力进行对应,那么这样的解释也称不上有太强的说服力。但事实上,哈珀展示的是一个包含气象水文、火山喷发、森林面积、粮食供给、疾病状况等等方面的综合性解释框架。

在罗马气候最优时期,整个帝国境内的气候更为温暖湿润,树木的年轮、洞穴的矿产堆积物,以及生活在该年代的哲学家、《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都证明这一点。而在气候最优期,风调雨顺确保耕地扩大、粮食增收,并以此供养极度奢华的罗马和更为强大的军队。

到了过渡时期,发生于165年的安东尼瘟疫率先给了罗马沉重一击。虽然说从公元前43年到公元77年,都有过爆发瘟疫的文字记载。但165年爆发的天花,则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杀伤力。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了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其规模达到7500万人。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死亡人数应该在10%—20%之间,也就是说,这场瘟疫造成了700万—1500万之间的死亡人数。

之后的249年,罗马再度爆发“西普里安瘟疫”。这场瘟疫其实是一个“疾病包”,包含了众多传染性疾病,瘟疫一直持续到262年,才算是减少了传染规模。到了晚古小冰期,541—543年期间爆发了查士丁尼大瘟疫,黑死病在帝国疆域内横冲直撞,这场瘟疫很可能导致了一半左右人口的消失。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瘟疫一直持续了200年之久。

最强帝国兴衰:一种非线性的视角

早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城的居民就达到了70万人。在罗马城内,共有28个图书馆、19座引水渠、2座竞技场、46602座公寓楼、856个浴场、256家面包房、46家妓院和144座公共厕所。在人口最多的时候,罗马居住了超过100万的人口。作为横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还有几十座人口在10万—50万之间的城市。

颇为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5世纪,罗马商船的规模才被后来者超越,而如果单单看谷物货船,则要迟至19世纪。毕竟,100万罗马居民,每天的粮食都需要专门的运粮舰队从帝国的各个粮仓运输而来。

除了粮食运输体系,罗马人还创造了贸易上的黄金时代。罗马城每年消耗的葡萄酒高达1.5亿升。罗马人建立的信用体系,直到17—18世纪,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才能赶上。和平、法律和交通基础设施,让每一个城镇都成为地方性的贸易枢纽。贸易市场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现代化往往呈现出一种“线性进步”的状态,这也使得身处在现代社会的人会不自觉地认为,罗马帝国虽然强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之后的帝国会比罗马更为强大,尽管这样的增长极其缓慢。

对此,哈珀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把前现代的经济发展想象成一条位于生存边缘的直线,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加速发展。相反,哈珀认为“(农耕)文明的历程是一波又一波的起起伏伏,巩固和瓦解……在现代性造就的不断上升的波峰之前,罗马帝国可能是这些发展浪潮中最宽阔、最强劲的一个”

作为古代世界里最强的帝国,罗马的命运与气候、疾病息息相关,但又不直接相关。在罗马气候最优期,罗马的版图疆域达到了历史最大,罗马的粮食产量、贸易规模也处于巅峰。从表面来看,罗马人控制了更大的经济、贸易网络,但是,庞大的人流网络也为细菌和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完美的渠道。

一旦气候发生变化,例如从5世纪中叶开始的晚古小冰期为鼠疫的肆虐提供了温床,帝国的命运就开始走向黑暗。气候变化一方面加剧了瘟疫的流传,另一方面改变了罗马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这带来了连个后果:粮食开始减产和蛮族部落为了生存开始进攻罗马。

如果说165年安东尼瘟疫爆发之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还能够调集帝国的资源,成功地进行了应对;那么在3世纪西普里安瘟疫到来之后,帝国的储备能量已经接近枯竭。到了6世纪的查士丁尼时代,“瘟疫和气候变化结合在一起,耗尽了帝国的气力”

作为历史隐形玩家的气候与疾病

对于不少中国读者来说,在以色列青年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畅销全球之前,最熟悉的人类历史解读著作可能是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后者从地理环境、技术发展、疾病传播等角度展开对人类社会的解释,所引发的议论之声至今犹存。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戴蒙德在写作《枪炮、病菌和钢铁》之前受到了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深度影响。麦克尼尔在1976年出版了《瘟疫与人》一书,首次从传染病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如何受到病毒、细菌的塑造。这些我们肉眼看不见,古代人也完全意识不到的东西,他们在不经意间与气候、地理、贸易网络产生关联,并且在历次重要历史事件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公元前5世纪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到欧洲人迅速征服美洲大陆,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小得不能再小的微生物,他们作为历史的隐形玩家,起到的却是一锤定音的效果。这些病毒、细菌有自身的作用逻辑,人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供它们寄生的宿主。

在《罗马的命运》中,哈珀提到了6世纪的黑死病让帝国损失了1000万左右的人口。而这也为基督教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人试图以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来保持生存希望。而在700年之后的14世纪中叶,蒙古人因为中亚气候干燥、草原面积缩小而向西发动进攻,他们带来的黑死病最终导致欧洲三分之一的人死亡。这场灾难又令许多信徒开始怀疑基督教本身,尤其是教皇克雷芒六世在法国的家乡阿维尼翁,也确定不能在这场灾难中幸免之后,更多人产生了对基督教的重新思考。而这,也构成了文艺复兴最早的社会思潮准备。

从太阳黑子运动,到太阳辐射地球的总量,再到局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宏观环境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在此基础上,人类与环境的交互促使瘟疫开始爆发和流程,正如猪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驯化带来了大部分疾病,而人类贸易网络的扩散则给疾病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温床。以罗马帝国为切口,哈珀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大历史观,即历史的操盘者并不仅仅有王侯将相,更有他们背后的气候、疾病因素,正是这些宏观与微观因素的糅合,才形成了今天的人类社会。

《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

声名狼藉的RBG,祝你长寿

11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新闻处发布了一条通稿,宣布鲁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在22日的确因为发烧住进了医院,到24日就可以出院了。

可是22日金斯伯格住进医院的时候,在美国曾经引起了一阵恐慌。福克斯新闻甚至已经打出了她的讣告。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们都紧张了起来:当一个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位置空出来之后,总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它极大地影响着未来两党的政纲在法律领域的实施,也常常会意味着民意的转移。

可是谁又能责怪他们对于RBG的健康状况那么紧张呢?她已经86岁了,是美国最高法院里年龄最大的成员。而她的战斗力又那么强,竟然对于年轻的群体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美国的民主党希望她长命百岁,但共和党恨不得她早死早超生。

在2018年的美国纪录片《RBG》的开头,是一片恶毒的咒骂:

“她是个妖孽,她是魔鬼的刽子手,她是个魔鬼,她对于我们的宪政传统,没有任何的尊重。”

“她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耻辱。”

“她是个僵尸!”

政客

RBG最初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引人注目,甚或可以说,她像是一个极其精明的政客,八面玲珑。

RBG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胚子。跟随从俄罗斯移民来的父亲和严肃传统的母亲生活,造就了她性格上的温和、冷静与沉默寡言。她符合上世纪60年代美国传统贤妻良母的所有期待。而事实上,她就是。

年轻时的鲁思·巴德·金斯伯格年轻时的鲁思·巴德·金斯伯格

她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嫁给了大学学长马丁·金斯伯格,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可是,在女儿一岁半的时候,马丁罹患睾丸癌。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读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一边帮着丈夫读法学博士(把他同学的笔记、作业复述给病床上的丈夫)。她一天只有两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她是一个温婉顺从的妻子和女人。痊愈之后先期毕业的丈夫去了纽约当税务律师,她只能从哈佛转校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1959年她毕业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律师事务所雇佣女律师。她顺从地去当了教师,一当就是十几年。那个时候,全美都淹没在平权运动中:种族平权、男女平权。可是RBG一次也没有参加,她只是安静地做着她的研究工作。

不过,她的机会在这时出现了。作为美国民权联盟(ACLU)妇女计划的首席法律顾问,她在10年的时间里连续出庭了6次美国最高法院,并且打赢了其中的5场官司,声名大噪。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最感谢的人是吉米·卡特总统。因为他,RBG才真正走上了法官之路。1981年,她被提名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法官。

1993年,她被克林顿提名的时候,已经60岁了。甚至连克林顿也认为,她年事已高,对于民主党而言,当然要提名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停留的越久的法官越好(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

但是奇诡的事情发生了:她的丈夫马丁动用了一切的人脉资源,法律界、政界、游说界的人,说服克林顿见她一面——自从RBG成为法官之后,马丁就变成了家庭煮夫,放弃了他已经在纽约十分显赫的律师生涯。

克林顿在见面15分钟之后,就决定了提名。金斯伯格在美国参议院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以96:3的票数当选。委员会主席动情地说:我对你说的许多事情并不同意,我相信你也一样。……但你已经赢得了我们对于你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信心。

人们觉得一个深刻的谜是:作为一个自由派的大法官,她和当时美国最高法院中最死硬派的保守主义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是挚友:他们一起到印度出游坐在同一头大象上,他们经常一起相约去看歌剧,斯卡利亚甚至在庭审的时候偷偷说笑话逗RBG以至于她得掐自己的大腿避免扰乱法庭。

她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以一个激进的、斗士的,甚或是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人们唯一知道的是, RBG是一个不懈的性别平等的抗争者。

抗争者

RBG出场的时候就是惊艳的。

她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关于男女平等的。

一位女性军官,在参军之后发现,美国男性军官在住房上是有补贴的,但是女性军官却没有。她以为大概就是程序上的问题,于是跑去人事部门找答案。

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人事部门的回答说:我们让你加入军队,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你还那么多要求?

她不服,开始找法律援助。可是没人理她。“好女孩不应该那么聒噪。”最后,非赢利的ACLU接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的庭审几乎奠定了RBG之后在两性平权上的一贯行为模式:直截了当地直面平等问题,而不是采取各种迂回与程序。她所看到的,是高高地坐在审判台上的9位男性大法官,他们从来不曾感知过何为歧视,何为不平等。

就在这个案子上,她引用了她一生中都常用的那句话:我从来没有要求因为我的性别而给我任何特殊的待遇,我只是要求我的男性兄弟们,把他们的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拿开。

最后,她以8:1的大比分胜利,赢了这个案子,却输掉了这个案子所想要设立的两性平等标准:法官认为,这只是一个孤例。

RBG后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我们必须要通过不断提出案子,也许6个或者更多。真正的改变,能够延续的改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她的策略是十分高明的。男女平等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女性的案子,也同时应该通过男性的案子来推动,因为可以让男性看见其中的荒谬和真实。

于是1975年,她接了一个鳏夫的案子。一个名叫斯蒂夫的男子,妻子在生产的过程中死亡了。他决意要孤身一人抚养他们的爱情结晶。于是他去到当地的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单亲家庭育儿津贴。但是得到的回复是,只有寡妇才有这个权利,但是鳏夫却没有。

在庭审的时候,RBG让斯蒂夫直接坐在了原告席上,让法官们看清楚了,这回,男女平权的受害者,居然是个男性。而这场官司,全体法官一致裁决,斯蒂夫胜诉。

RBG想要告诉法院,甚至整个美国社会:当歧视存在的时候,受害的,是整个社会的所有人。

在美国最高法院期间,RBG所参与的案件中,并没有多少是属于性别平等的。事实上,应当说,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的判决,是她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例中,赢得最漂亮的一次。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是与西点军校齐名的军校,培养了包括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指挥乔治·马歇尔五星上将和“军神”乔治·巴顿将军。中国人也曾深受其恵,抗日战争中的远征军总指挥,孙立人将军,就毕业于VMI。在这所学校里,男子气概自然是它最引以为傲的标志之一。事实上,在前期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它也只接受男生。

1990年代,一位高中毕业女生想要申请VMI,却被VMI以学校传统为理由拒绝了。她于是开始起诉VMI。这个案子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成为了美国高法历史上著名的“合众国诉弗吉尼亚州”案。1996年,该案终审判决以7:1的投票(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因为儿子在该校就读而回避)决定VMI败诉。RBG大法官代表法院起草多数意见。她在判决书里写道:“有些女子,在体能上能够达到VMI的入学标准,也能够符合学院向来对男性学员所规划设计的相关课程,如果有机会的话,她们也有意愿就读VMI。该校所宣称的传统,早已违犯了该州对两性平等的法规保障。”她宣布VMI拒绝招收女性,是为违宪。

金斯伯格在法院期间的多数时间里,只有一位女性同事,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法官,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的桑德拉·奥康纳。但是奥康纳并不是在女权问题上非常活跃的法官。

对于金斯伯格来说,在男女平权问题上的抗争,在美国最高法院里几乎是孤独的奋斗。那些尊贵和显赫的男性大法官们,在许多的时候,并不能够理解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真的遭受到了歧视,而RBG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案例,去获取真正而稳定的进步。

她的终极追求,一如她在美国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上所说的,是女性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能够有充分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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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RBG终于没能够把自己冷静、低调和坚持的作风保持到底。

事情的起因,要从2005年约翰·罗伯茨担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开始说起。

2007年5月27日,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公司的案子宣判。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宣布原告莱德贝特败诉。

莱德贝特即将从固特异公司退休,直到她任职的最后时间里,她才知道,她的薪资水平,是同样级别的男性员工的三分之二左右。而她,在漫长的30年时间里,一直是整个固特异整个地区工厂的优秀员工,1996年,她退休的前一年,她还拿过最佳业绩奖。

莱德贝特无法理解这样的歧视性薪资,于是她提起了诉讼。在9年之后,这个案子终于来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罗伯茨法庭所采用的策略是:他们承认了固特异公司存在歧视的现象,但是以程序性的方法宣判她的失败。按照法律规定,她必须在事情发生的180天之内,提出诉讼。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惯例中,在宣布结果之后,首席大法官会指定一名大法官代表投票胜利的多数派,写作法律意见书;其它的多数派法官,如果有其它补充意见的话,也可以写作协同意见书;而投票失败的那一方,可以写作异议意见书。

这一次,多数派所指定的阿利托大法官,已经彻底被人忘记了。而RBG代表少数派,在法庭上宣读了长达6000多个英文单词的异议意见,是阿利托所使用的时间的两倍。

RBG并不打算回避这个案件中的实质问题,而是直接提出,美国最高法院罔顾了在这场法庭斗争中的真实歧视,却采用了一个程序性的方法,导致了美国最高法院实质上在颠覆1991年所通过的权利法案,使得歧视案件难以获胜。

但这还不是她的炮火的全部。在最后,她直接说:“今天,决定权又一次交回给了国会。正如1991年的情况一样,立法机关有理由关注并纠正本院对《民权法案》第七章的狭隘解读。”

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直接呼吁议会,也就是三权分立中的另外一支,去纠正美国最高法院所犯的错误,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起原本寂寂无闻的案子,立即变成了全美轰动的大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议会的斗争因此展开。2009年,奥巴马总统邀请莱德贝特来到白宫,在她的见证下,签署了《丽丽·莱德贝特薪资平等修正案》。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RBG成为了“声名狼藉的RBG”。这其实是爱戴她的网友对她的昵称,是以著名说唱歌手“声名狼藉的BIG”演化而来的。

RBG成为了女性的偶像,青年人的偶像,自由派的偶像。她被各种脱口秀模仿,包括《周六夜现场》;她被PS成各种形象,从《穿prada的女魔头》到《神奇女侠》;她被印在各种媒介上,包括杯子、T-恤;她甚至成为纹身,出现在男男女女的手臂上。

冷静而沉默了一生的RBG,为什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却成为了一尊自由派的大炮,甚或成为年轻人的偶像?事实上,她一生都奉献给了法律,却从来低调,甚至圆滑。所求者,不过默默地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件,去真实而长久地改变美国男女平等上的法律设置。

2005年罗伯茨履新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开始急遽右转,美国保守派的力量大为增长,而罗伯茨的理念,与RBG相反,是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件,把美国的法律拉回到1970年时代的状况。而他们更多的理由,是宪法原教旨主义:凡是在美国宪法中没有字面表明的,全都是违宪的,必须通过案例,一个个地拖回去。

在当前的美国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占5席,而自由派占4席,分别是:保守派,64岁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71岁的克拉伦斯·托马斯,69岁的萨缪尔·阿利托,52岁的尼尔·戈萨齐,54岁的布雷特·卡瓦纳;自由派,86岁的RBG,81岁的斯蒂芬·布莱耶,65岁的女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59岁的女法官伊莱娜·卡根。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罗伯茨加入美国最高法院之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通过提名,各有胜败,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一直维持着非常超然的地位,并且总体上在社会进步上是有共识的,并且在判案的投票上,也几乎不以党派为基础,跑票的情况时有出现。其中著名的女法官奥康纳和她的好朋友安东尼·肯尼迪,都是共和党提名的,反而常常站在自由派一边。

因此,一个相对平衡的美国最高法院,可以说是最佳状态。RBG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前15年时间里,几乎是沉默的力量,恰恰在于法官们多能够秉持中正和尊重彼此的法律理念。

罗伯茨加入之后,美国最高法院的急遽右转,让所有的自由派法官心急如焚。到2007年,罗伯茨仅仅上任两年,自由派法官在投票中占多数的案子,只有25%。

于是,沉默多年的RBG站立到了斗争的最前线,她几乎要以一己之力,让整个美国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改变。

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也就在这里,一个程序性国家里,程序的胜利往往就会影响最后的胜利。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RBG的席位,以及已经年高81的布雷耶,能不能挺过特朗普的任期呢?

美国最高法院如果继续增加两席共和党的大法官,几乎就等于是保守派法院了,它可能成为美国司法史的大灾难。

罗伯茨法院已经磨刀霍霍,准备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这个美国政治的一个核心要点,在于女性是否拥有堕胎的权力。如果这个案件被推翻,RBG一生的奋斗,都将付诸流水。

而RBG在这时候任何一点身体上的毛病,都会成为美国政治的焦点。

RBG曾说,她要干到80岁。可在2006年她就改口了,她要干到90岁。

“声名狼藉”的RBG,在用她的洪荒之力,搭上她一生的性格、行为和声名,去挽救美国一场正在逆转的司法洪流。

祝你长寿。

能做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

最近多家互联网企业裁员事件接连刷屏,在公司工作数年的中年员工因种种原因被不体面地劝退。尽管具体事件中当事人的行为仍有可斟酌之处,但是,资本确实展示出冷酷而不近人情之处。尤其是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中年人的生存情况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中年人曾被认为是职场中掌握话语权的群体。但在当下社会转型期,这个群体的脆弱程度超出想象。人到中年,从云端跌入谷底,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更痛苦的是,再就业之路同样充满荆棘,“重头再来”难度重重。在这个日益互联网化的社会,留给中年求职者的机会非常有限,公司更倾向于招聘更年轻、更廉价的员工。尤其是一些曾从事传统行业的中年人,即使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但恐怕很难在市场上找到相应的岗位了。而也一些人已经做好准备,与职业生涯说再见了。

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建立职业用工制度以来,“毕业后工作、60岁退休”成为一种得到公共认可的工作制度(在中国,退休年龄延后到65岁了)。一般认为,人类20—65岁的这段时间,是有劳动能力、可以自主创造财富的时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职业生活被认为是人生命历程的主要意义,没有之一。而职业身份,与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评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是没有工作的人生前20年里,他(她)所接受到的教育,都是为了工作而准备的。而有些人在退休后也在发挥余热,更是将工作贯彻终身。从这个角度而言,在现代社会中,工作定义了你。

然而,当我们步入全面网络化的21世纪,突然发现人类的工作模式出现了变化。以下的一些现象,持续地动摇着我们对职场价值的信仰:

——在全世界范围内,劳动的机会似乎在不断减少。人口爆炸是一个原因,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走上就业市场。另一个原因是自动化与智能化,大大减少了劳动力需求。以超市为例,随着智能支付系统的普及,超市店员的人数可以减少一半以上。

——知识的更新迭代在加快。由于网络媒介与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效率确实得到了大幅的提高,这也意味着一批知识老化的劳动者可能会丧失就业机会。尤其是很多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没办法得到更新,造成了难以逾越的“本领恐慌”。

——高强度的用工模式。996逐渐成为常态,职业劳动者被驯化为企业战士模式。“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就被压榨到尽”,这形成了当下青年就业的两难。残酷的用工模式,导致劳动者为了适应高度强度的竞争环境,逐渐牺牲个人生活。

——结构性的失业。在一些节奏较快的企业里,中年失业已经成为一件结构性的问题。这无关于努力程度,更多的是对于大龄劳动者的一种恶意。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自然崇尚效率,就会淘汰落后产能。而大量劳动者由于薪金较高、精力减退、被家庭分散精力,而被认为是“落后产能”(哪怕他们曾经以996效忠公司),从而遭遇裁员。大量工作(包括技能性工作)变成了“青春饭”。这种“中年危机”,慢慢从焦虑变成现实。

这些现象,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新闻图景:劳动者起早贪黑,风雨兼程,又总是身不由己,甚至事与愿违。如今年夏天那首红遍全国的摇滚唱的,“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去了”。各处飘散、枯萎,这似乎是职场江湖的写照。

有人将失败归类于个体的不努力,但这难免有点简单化。遭遇职场困境的,不乏非常优秀的人,包括985的硕士、博士,还有曾经有过辉煌实战经验的“老江湖”。其中还有一些人以极端的方式抗争,并成为新闻头条,比如不久前在美国纵身一跃的曾为浙大学霸的华裔脸书员工。半生的努力,依然未能让他平稳度过中年的劫难。当此类事件已经具备一定普遍性之后,它已经具备了社会学意义——它指向的是,我们社会处于一个怎么样的阶段,劳动者到底该如何自我定位?

必须认识到,我们进入一个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很荒芜的后工业时代。

建立于18、19世纪的工业体系社会逐渐走完了半场,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已经成为了过去。社会学家涂尔干 (Durkheim)曾经提出,这种工业化大生产,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机团结”,让职业劳动者按照自己的行业形成了一个统一体——比如同事、同行等,并构成当下社会的行业共识。但是,随着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深化,作为社会中最主要的职位提供者之一的工厂,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大大减少。而且,不仅仅是工厂,不少依据“有机团结”而缔造的大型企业,也在悄悄转变经营方式,放弃产业中“重”的部分。依托互联网进行的创新产业、文化产业、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被认为是新经济的代表,也是后工业时代的入口。

这种后工业时代,尽管很环保、很便利、很“轻”,甚至创造出一些令人震惊的财富神话,但是也孕育着极高的风险。乌·贝克(Ulrich Beck)曾经预言到这种工作体制的风险性,因此他在其作品《风险社会》中提出,工业社会逐渐消亡、新的“风险社会”正在凸显。这个社会正在变得高度不确定,习以为常的传统生活方式,离我们越来越远。在学术讨论中,风险尽管经常被用作健康、环保等议题之中,但不可否定,失业的风险同样是现代人最焦虑的来源之一。尤其是不确定的工作状态,以及高度激烈的人才竞争,令职场成为高风险区。即使充分的教育,也未必能减少这种职场风险。

而新经济是否能规避这种风险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网红通过网络表演实现了财富自由,但是更多的网络写手、UP主、主播依然处于不温不火状态,财富变现极其困难,这就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劳动无法变现。这与工业时代按劳分配的计件工资,处于完全不同的逻辑。很多中年人羡慕青年们在网络世界赚钱的方式,但话又说回来,这些工作统统都是“干不到40岁”的工作。哪怕是最火的网红,其持续性有多久,能火多少年,恐怕是个问号。当这帮青年进入中年后,恐怕也将遭遇转型的痛苦。

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很难复制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当集体化大生产让位于原子化的小作坊,在实现了“人的解放”的同时,也意味着人进入了悬空的状态。悬空状态的特征是什么?似乎人人都能轻易找到一份工作,但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在几年前,大量的闲散劳动力进入了网约车行业,成为了滴滴司机。但是,一旦平台出现变化,比如利益分成的改变,有可能会让很多人的命运发生改变。“滴滴不是长远之计”,很多师傅都曾经跟我说过。但是,什么才是长远之计呢?大量的劳动人口,慌张地追寻着职业的不确定性。

人类是需要确定性的动物。这种看起来充满机遇、但欠缺持续性的“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并未让一个人变得更舒适,相反,它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感。大量青年徘徊在新经济的入口处,尝试找到迅速变现的方法;而找到变现方式的中年人,则受困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遭到了失业的威胁;即使是成为网红的幸运儿,也在思考过气之后如何自保。且不论尊严、面子等抽象的概念,衰败的风险一直高维存在,这对于个人的自我认同是摧毁性的。“后工业时代”对人来说是友善的吗?

“边走边瞧”是现代人的一个普遍对策。长期规划似乎变得无用,职业理想也无从谈起,更多的工作如同流星般短暂地闪耀。大量的人采取一种“守株待兔”的状态,等待着似是而非的“风口”的到来,以博短线的方式获益。

英国学者居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曾经使用“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台湾地区翻译为“飘零族”)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被不稳定、不确定、债务与屈辱缠绕,逐渐失去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权力,陷入“弃民”(denizen)状态的劳动者,并称他们将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堆积于系统边缘的“飘零族”越来越多,这些曾经是社会“不可见”的人,在最近频繁出现的民粹浪潮中,突然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他们可能是失魂落魄的破产中年,也可能是“佛”、“宅”、“废”的惧怕竞争的青年。他们不愿意(或不能)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一直被排除在主流职场之外。从巴黎的“黄马甲”运动到东京的“为了1500日元而战”运动,再到最近纽约的“地铁逃票者”运动,抗争者的脸谱往往就是处于尴尬地位的“飘零族”。以日本底层运动为例,他们的口号是,“不要被战争与资本杀死”。呼唤职业的尊严与生存的机会,是飘零族的内在呼声。

在后工业时代,飘零族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他们未必一定是贫困者,或者也赚到了一定的快钱,但是这种悬着飘着的状态,很可能一直深化着他们的恐惧。这种后工业时代之痛,一直在异化着当代劳动者。他们会觉得自己被主流社会所抛弃,没有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渠道中,在自认为是弃民的同时,有着浓厚的反社会情绪。

当现代性大工厂的秩序分崩离析之后,原子性的生存状态,未必能令人变得更自由,反而让人遭遇不安与困顿。社会学家项飚提出“工作洞”理论时,恐怕很多人忽视了它的两面性:工作洞是一种折磨,但同时也是一种归宿、一种自我承认。人被工作所累,但也不能失去工作。工作对人而言,是一种“锚”一样的存在,它确定了人最终的走向。

飘零族之所以被斯坦丁认为是“新危险阶层”,是因为处于边缘地带的他们,很容易会产生反社会的情绪,从而变成愤怒的抗争者。人们本认为的“后现代”生活应该是充满想象力、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彼岸世界,但是,谁也料不到前方的竟然是民粹主义与愤怒浪潮。越是发达的国家与城市,飘零组成为了失去希望的“末人”,他们成为了繁华都市最极端的破坏者。在抗议运动中,他们破坏城市、破坏家园,用最原始的暴力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有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乐观表示:未来的世界,工作交给机器去做,人类就不需要干活了。后者可以从事艺术、文学等创造性职业。这看起来是美好的愿景,但是,这些职业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吗?这些作品就一定有市场吗?更进一步地说,“不被需要的人”同时也变成了“没有价值的人”,他们的价值怎么体现?对于大部分只适合于程序化劳动的人们,其未来何去何从?后工业时代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因此它在带来愿景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惶恐与焦虑。越是智能的技术,越成为确定性的梦魇。至少,种种迹象告诉我们,可以干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

袍哥的世界:传说、历史与故事

【主题】袍哥的世界:传说、历史与故事

【嘉宾】王笛 教授

【主办】寻麓书馆、腾讯·大家

【时间】12月8日14:00—16:30

【地点】成都麓湖艺展中心·麓客中心·麓客厅A厅(地铁乘坐一号线至红石公园站D出口出站,自驾请地图搜索“麓湖艺展中心”导航前往)

【备注】活动需报名,报名请扫描下面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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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王笛 | 出生于四川成都,历史学家,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前沿》(FHC)共同主编,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教授。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茶馆》《袍哥》等。

王笛 教授王笛 教授

【活动简介】

袍哥是四川历史上分布最广的社会组织,关于这个组织以及成员有着许多扑朔迷离的历史。

四川的乡土作家经常描述袍哥,比较有名的就是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讲成都郊区一个叫石板滩的地方,镇上的蔡大嫂非常漂亮风韵,她和袍哥首领罗歪嘴之间有私情。好多人对她馋涎欲滴,但是由于她有罗歪嘴的保护,所以不敢染指。蔡大嫂不喜欢老实巴交的丈夫蔡傻子,就喜欢有匪气的罗歪嘴。蔡大嫂是幸运的,因为她爱的是一个袍哥,否则她的结局就很难预料了。

1949年以前,袍哥在四川分布非常之广,到底广到什么程度?有的说有一半的人是袍哥,有的人说2/3的人是袍哥。范绍增的估计,他说90%的成年男人是袍哥成员。在194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廖泰初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根据他的调查考证,他认为成年男子的70%以上是袍哥的成员。

这是否有依据?为什么那时在四川有这么多的袍哥?

这次讲座将追溯关于袍哥的传说,发掘他们神秘的往事。

【推荐图书】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王笛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定价:69.00元,2018-10

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当其最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本书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

那两百多座防御教堂,是上帝在后花园里撒下的种子

走向停车场时,一个衣衫陈旧、蓬头垢面的中年人一直跟着我们,伸着两根手指,嘴里念叨着“2 Lei(2列伊,罗马尼亚货币,相当于人民币3块多)”。有一瞬间,我差点以为他来收停车费,几秒后才反应过来,对方是个乞丐。

身上没有零钱,也不喜欢对方这种一路跟随的逼迫架势,我们选择开车走人。在后视镜里,他仍在嘟嘟囔囔,但始终面无表情,没有什么怒意,只能见到麻木。

这是罗马尼亚小城比埃尔坦留给我的最后印象,多少影响了我对它的观感。在欧洲旅行时,我见过不少乞丐,表情从未如此麻木。比如在布拉格城堡上见过一个乞丐,衣衫整齐,一头金发卷而不乱。躺在石板路上晒太阳的他,一只手轻拍身边的金毛犬,另一只手挡住自己的眼睛,本应承担这一任务的礼帽,倒扣着摆在金毛犬旁,接受着过往者的施舍。在马德里遇到的乞丐,一脸灿烂的笑,冲着你耍宝,不管你给不给他钱……可在罗马尼亚,时常能见到一脸木然的人,不管他是不是乞丐。

比埃尔坦比埃尔坦

离开比埃尔坦后,我又经过几个相似的市镇,探访同样的目标,见到有着同样表情的人。直到最后一站——拥有五万人口的梅地亚什,才感受到城市的活力。梅地亚什与比埃尔坦一样,也拥有一座防御教堂,但前者守护的是一座更具规模的城市。在齐奥塞斯库时代饱受摧残,如今人口外流严重、经济水平滞后于欧洲平均水准的罗马尼亚,城镇规模与年龄结构成反比,规模越大,年轻人越多。

在梅地亚什的广场上,一对中年恋人坐在长椅上相拥。他们背后不远处,是防御教堂的高耸塔尖,那是小城的制高点。来往行人彼此打着招呼,孩子们的嬉笑声在耳边萦绕,黄昏的阳光笼罩着这一切。这是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防御教堂探索之旅的结束,足以让我短暂忘记那些麻木的脸,回到最初的目标——防御教堂。

梅地亚什防御教堂外梅地亚什防御教堂外

作为地球上最适合自驾的地区之一,防御教堂就是上帝撒落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颗颗种子,它们会长大,直至成为大树,遮风挡雨。即使今天,它的防御功能已然不再,仍是每一个城镇坚守的信仰所在。

比埃尔坦与梅地亚什,这两座几乎完全见不到游客,在各种攻略平台上毫无资料的小城,就这样成为我对罗马尼亚最深的记忆。

特兰西瓦尼亚,昔日欧洲之盾,今日自驾天堂

特兰西瓦尼亚山区位于罗马尼亚中部和西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面积几乎占罗马尼亚的一半。它曾是达契亚王国的中心。

达契亚王国曾盛极一时,与罗马军队几经鏖战。在罗马城的图拉真柱上,就记载着达契亚战争的历史。

中世纪时,这里曾是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根据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这片土地归属罗马尼亚。

漫长历史中少不了兴衰更替,少不了野心勃勃的国王与一次次战争。只是在纷杂的欧洲史上,类似的名字和战争实在太多,特兰西瓦尼亚显得边缘,也很难让我提起兴趣。但若要寻访1993年被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防御教堂,有些历史就无法绕过。

1526年,匈牙利王国在第一次摩哈赤战役中不敌奥斯曼帝国,国王路易二世也告阵亡。特兰西瓦尼亚总督佐波尧·亚诺什趁机僭称匈牙利国王,拒绝由奥地利大公斐迪南继承匈牙利王位,引发特兰西瓦尼亚贵族的反抗。在镇压反抗的过程中,佐波尧寻求奥斯曼帝国苏雷曼一世的支持,使得更多贵族对其不满,转投已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斐迪南。

贵族们的选择很容易理解,基督教内部的斗争无非争权夺利,但寻求奥斯曼帝国的帮助,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无异引狼入室。

这并非特兰西瓦尼亚人第一次与奥斯曼人发生冲突,也不是最后一次。此后,神圣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土地上争斗了近两个世纪。即使历任掌权者也难免摇摆不定,比如1571年掌权的巴托里家族,就以奥斯曼帝国亲王身份统治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但其间也曾短暂接受哈布斯堡王朝控制。

崛起于14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一步步蚕食拜占庭帝国土地,并击败欧洲各国的联合援军。1453年,年仅21岁、继位还不到两年的穆罕默德二世亲率大军攻克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将之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帝国就此灭亡。

此后的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甚至在1529年和1532年两次进攻维也纳,所幸第一次因冬季来临而撤退,第二次在如今匈牙利的克塞格被击退。

对于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来说,抵御奥斯曼是第一要务。如今的匈牙利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就是当年的第一防线。匈牙利因此留下了“基督教之盾”的名声,特兰西瓦尼亚则有防御教堂传世。

如今,地势由东向西绵延向下,丘陵与河谷相间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散落着无数村镇、城堡与教堂,尤以树叶变为红黄橙几色的秋季最美。即使路况平平,仍被视为全球最美自驾路线之一。

在这自驾天堂里,防御教堂就是明珠一般的存在,即使岁月蒙尘。

山谷中的比埃尔坦山谷中的比埃尔坦

山谷之中的比埃尔坦

从锡吉什瓦拉出发,沿横贯公路DN14前行,就进入了防御教堂的密集区。比埃尔坦并不在公路两侧,我们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导航提示向南转入岔道,一路沿山间狭窄道路前行,开个十余公里才到目的地,沿途都是密林,位置可算是相当偏僻。

虽然偏僻,但始建于1283年的比埃尔坦可算是沿途最漂亮的市镇之一,起码在小小的中心广场上,见不到什么破败的痕迹,除了开头提到的那个乞讨者。

小小的广场之上,防御教堂便是制高点。与一般教堂有别,它建于山坡之上,并被高高的围墙环绕。几座高耸塔楼位于四周,宛若城堡。整座小城正是以此为中心,以棋盘式街道向外发散。

说来有趣,准备进入教堂时,我们忽视了小小的门口。它在围墙一侧,简简单单两扇门,开始还以为是家商店的门口。结果,我们就沿着围墙边的一条路“误入歧途”。

这条路沿教堂所在山坡而建,蜿蜒起伏,一侧是高墙,另一侧则是一个个民宅院落。院落中有孩童嬉戏,甚至还有两匹马在溜达,一路走来倒也不怕闷,但走着走着,眼看就要绕教堂一周,心知不对,掉头重新找门。这时才惊觉,这个沿围墙起伏的小路,其实就是当年围墙之间的巷道,因为围墙并非只有一条,比埃尔坦人足足建了三道围墙,只是后两道防线今已不存。

比埃尔坦防御教堂旁的民宅,二者之间是旧时通道比埃尔坦防御教堂旁的民宅,二者之间是旧时通道

重新找到门口,是一条不算宽阔的有顶巷道,也是进入教堂区域的唯一道路,旧时大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教堂位于整个区域的中心,红瓦大斜顶和尖塔都是典型后哥特式风格,侧面小门的雕花带着巴洛克风格的印记。它建于1500年,内部简洁,圣坛庄严。

教堂四周都有塔楼,既有斜顶红瓦的石造塔楼,也有木造教堂式的碉堡,二者顶层均有瞭望塔和防御台,合计八座。整个防御体系,都采用中世纪要塞和城镇加固的方式建造。

教堂于16世纪初始建时,正是路德教派的宗教改革得到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支持之时。但整座防御工事的雏形包括第一道围墙建于14世纪,是当初比埃尔坦作为武装城市的见证,第二道和第三道围墙则分别建于16世纪和17世纪。

比埃尔坦防御教堂比埃尔坦防御教堂

在奥斯曼帝国频频进逼乃至控制本地区的时代,三百多座防御教堂就这样建成,至今仍有二百多座留存。人们围绕教堂居住,遭遇变故便带着粮食和牲畜躲入教堂区域内。

如今的人们,早已不需再躲藏于教堂。但每逢礼拜,他们还是会聚集于教堂的圣坛之前。相比之下,我更愿意流连于教堂四周的“城墙”前,眼前是山谷中的比埃尔坦。绿色山坡起伏,高高低低,草地与树林交错,一栋栋斜顶小屋散落于平地之上,宛若世外桃源。尽管一如罗马尼亚的其他地方,房舍显得破旧,但那沉静气氛仍极动人。

比埃尔坦小镇的摊档比埃尔坦小镇的摊档

眼前这一切,很容易让我想起珠三角的碉楼。

防御教堂与碉楼,村镇自治的一体两面

碉楼这种建筑形式,散见于中国多个区域,但最知名的当属珠三角,尤其是江门开平市。当年的《让子弹飞》,让开平碉楼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成为热门旅行地。

如今,开平保留碉楼达2000座,整个五邑地区(江门市下辖的新会、开平、恩平、台山和鹤山)保存碉楼近4000座。此外,珠三角的中山、顺德和东莞等地,也有大量碉楼分布。

珠三角碉楼始建于清朝初年,当时珠三角河网密布,台风暴雨又多,水利设施不足,常有洪涝之灾,加上地方不宁,尤其是开平地区处于几县交界处,便有人建造碉楼防涝防匪。大规模兴建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情,主要是为了防匪患。五邑地区本是侨乡,海外华侨集资汇回家乡兴建碉楼蔚然成风。也有不少归侨,回到家乡兴建新宅,为了安全也选择碉楼样式。也是在此期间,开平碉楼乃至五邑地区的碉楼,因华侨的主导,呈现中西建筑风格融合的瑰丽面貌。

开平碉楼之所以独树一帜,与华丽的建筑风格有关,大量运用西方建筑的穹顶、山花和柱式元素,体现了一代归侨的审美情趣和开放视野。相比之下,珠三角其他地区的碉楼,大多面貌朴实。如我所居的中山,一个村落有双位数以上的碉楼,不在少数,但普遍方头正脑,仅仅用作防御,旧时也不住人,如今多半堆放杂物。

一般来说,碉楼可分三类。开平那些已成为景点的华丽碉楼(也大量见于台山)属于居楼,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是村中富有人家所建的私宅。在开平碉楼中,居楼占比最高,达半数以上。但放眼珠三角乡村,更为普遍的碉楼其实是众楼和更楼。所谓众楼,一般建于村后,由村民集资兴建,一旦需要躲避匪患和涝灾,各家各户就集体住进去。至于更楼,多半位于村口或村外的山坡、河岸边,视野开阔,便于守卫警戒。若有条件,这类更楼还可进化为炮楼,更添防御功能,比如中山南区曹边村就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炮楼,依然荒废,但屹立于稻田之上,守卫村口,可以想见当年英姿。

曹边村炮楼曹边村炮楼

众楼与更楼合一,不就相当于罗马尼亚的防御教堂吗?只不过后者多了宗教元素。

更深层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民间自治的产物。开平乃至珠三角碉楼的兴起,背后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碉楼建设者接受的不仅仅是西方建筑风格与审美,还有开放与包容的心态。难得的是,在宗族机制下,中国乡村的基层自治传统古已有之,守望相助从未缺失。海外华侨带回的所见所闻,以及丰厚侨汇,恰恰让这一传统迸发活力。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防御教堂,同样根植于民间自治,在同一信仰之下,人们选择抱团取暖,并遗泽至今。

当年的防御教堂延绵至今,环绕其而生的乡村各有际遇。有些渐渐沉寂破败,有些如比埃尔坦般宁静,也有一些渐渐扩张为城镇,就像梅地亚什。

旅行攻略上一片空白的梅地亚什,有着最美的俗世生活

在经济萧条的罗马尼亚,城市的破败几乎是常态。即使最重要的旅行城市,如锡比乌和布拉索夫,光鲜的也无非是广场周边一带,全靠人气弥补。还有更多的城市,不管破败或光鲜,都人气欠奉,更没有年轻人。

梅地亚什却让我惊喜,这座位于DN14公路旁的城市,有一个小小的入城口可供停车,一条街道直通中心广场。

沿途可见特兰西瓦亚地区城市常见的“眼睛屋”,斜顶上眼睛一般的狭长窗口妙趣横生,虽不如锡比乌那般多,但也让这一路可以仰着头惊喜。建筑的外墙多半经过粉刷,颜色鲜亮,可算是经济优于周边市镇的证明,毕竟即使是第二大城市布拉索夫的市中心,也有大量斑驳墙面令人唏嘘。

梅地亚什街头时常可见眼睛房子梅地亚什街头时常可见眼睛房子

梅地亚什的防御教堂就在广场旁,高耸尖顶旁是防御塔楼,被小城的民宅紧紧簇拥。作为一座城市,它的防御教堂或许更早失去了原有功能,旧时的壕沟与外圈围墙变成民宅,唯有一道围墙与塔楼一起,作为“防御”二字的证明。

1657年底,奥斯曼帝国进军特兰西瓦尼亚,并横扫全境,打破了这一地区半世纪以来的安宁。梅地亚什自然无法幸免,但却奇迹般保留了旧时样貌,成为本地区最美的城镇之一。

小小的广场被打造为花园模样,绿地和长椅环绕着中央的喷水池。广场四周散落着餐厅与咖啡厅,一如欧洲其他地方。正是下班时间,不时有年轻人经过,还有年轻父母推着孩子散步。可就是这寻常景致,在罗马尼亚却并不寻常,它几乎是我见到最多年轻人的罗马尼亚小城镇,也是我听到最多笑声的地方。

梅地亚什小城里最宏伟的建筑,除了防御教堂,就是这座中学梅地亚什小城里最宏伟的建筑,除了防御教堂,就是这座中学

在餐厅等待上菜时,我独自一人再次走近防御教堂,绕过广场背后一个小小的缓坡,从狭窄的“城门”口穿过,踩在狭窄巷道的石板路上,抬头望向教堂尖顶。钟楼正传来钟声,在我背后不远处则传来自行车经过时的铃声,前者是古老的存在,后者是俗世的印证。教堂旁边是一栋黄色墙身大楼,是小城中除教堂外最宏伟的建筑,起初以为是市政厅,然而伴随自行车铃声的是一群刚刚从里面走出来的学生。打开手机翻译软件,将建筑外墙的罗马尼亚文输入,才知道这是本地高中。

此时,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对中年恋人仍在长椅上相拥。他们面前是小城俗世生活的最好象征——喷水池,背后则是曾守护这座城镇的防御教堂。

梅地亚什广场上的中年恋人梅地亚什广场上的中年恋人

曾有人说,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是上帝的后花园。这个说法实在烂俗,毕竟上帝的后花园已经太多。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防御教堂就是被洒下的种子,生根发芽,直至成为这里最好的守护者。即使,人们已不再那么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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