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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太空,搞钱去

作者 深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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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深响,作者丨郭凡瑜

从加加林首次进入外太空,阿姆斯特丹在月球留下第一个脚印开始,人类对充满未知的太空就从未停止探索。而2020年是太空探索颇为惊喜的一年:

  • NASA成功发射火星探测器,从2亿英里外的小行星上成功抓取样本;SpaceX 25次发射全部成功,入轨航天器854枚,协助NASA两次将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
  • 国内同样硕果累累,北斗三号系统完成组网建设,新一代载人试验飞船飞行试验成功,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绕火星飞行 ,嫦娥五号探测器首次实现月球采样。

据美国《太空》网站统计,2020年全球共进行了114次航天发射任务,发射成功率达92%。今年年初,贝索斯宣布专注追逐“太空梦”,红杉资本宣布投资SpaceX,NASA坚毅号火星探测车成功着陆火星。

一系列突破宣告着大航天时代的到来,这一次,民营企业和资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商业航空,钱景辽阔

资本和企业对于航天的热情,和SpaceX的行业号召力关联密切。

SpaceX创立于2002年,旨在重复使用一级火箭和飞船,降低太空探索的成本。由于创始人马斯克的个人争议性,加上其殖民火星构想的创新性,SpaceX从诞生以来就持续受到市场关注。

2015年,SpaceX成功实现火箭回收,到了2020年,SpaceX的载人龙飞船成功重返地球。此外,SpaceX的“星链”计划(即在2019年至2024年间在太空搭建由约1.2万颗卫星组成的“星链”网络,从太空向地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也在持续推进中。截至今年1月,SpaceX已经发射了1000多颗通信卫星。

低成本火箭发射得以实现、全球宽带通讯市场不断布局、盈亏平衡有望实现……SpaceX向市场展现了商业航天的广阔“钱景”,而嗅觉灵敏的资本早已密集入场。

根据航天领域早期投资机构Space Angels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以来,全球航空航天领域共535家初创公司获得约257亿美元的融资。仅在2019年,全球就有178家初创公司获得约58亿美元融资,比上一年增长38%,占历年总融资额的23%。其中,55%的资金流向美国。

自带明星光环的SpaceX显然是投资方的心头好。2006年以来,SpaceX已经完成17笔融资,投资方不乏美国银行、红衫资本、谷歌等顶级资本或互联网巨头。目前,SpaceX的估值约为740亿美元,是全球估值最高的商业航天企业。

2018年2月6日,特斯拉Roadster被SpaceX猎鹰重型火箭带入太空

2018年2月6日,特斯拉Roadster被SpaceX猎鹰重型火箭带入太空

美国的商业航天产业如火如荼,国内商业航天行业的发展和投融资热潮也在奔涌向前。在这个过程中,政策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资本的指导意见》,自此,航天商业的政策大门向民营企业开放。此后,国务院又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去年4月,卫星互联网更是首次纳入“新基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范畴。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2019年,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发生投融资事件约200起,行业累计融资超百亿元。2020年,星际荣耀、蓝箭航天相继获得11.925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和12亿元人民币C+轮融资,估值近80亿元人民币的银河航天,则成为了我国商业航天及卫星互联网领域第一个独角兽企业。

几乎所有的头部资本都参与进了国内的商业航天热潮中,红杉中国、经纬中国、顺为资本、君联资本、中金资本等均是行业投资方。而有个“天文迷”老板的腾讯,对于商业航天更是兴趣盎然。

早在2015年,腾讯就参与了阿根廷太空科技公司Satellogic的A轮融资,随后又两次加码融资。2020年11月6日,10颗Satellogic公司的卫星搭乘长征六号火箭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成功入轨。

近年来,腾讯也和国内民营企业开展合作,如与航天科工旗下航天海鹰卫星运营事业部一同推出“WeEarth超级地球”平台。该平台计划在数年内,组建一个包括300颗卫星在内的对地观测网,并通过其“专属卫星”服务,为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科技企业提供遥感服务体验。

总的来说,资本对于商业航天的热情,既是对前沿技术的抢先布局,同时也是看中了商业航天财务回报的可能性。今年1月,星际荣耀拟在科创板上市,或将成为“中国民营火箭第一股”。随着商业航天企业IPO成为可能,资本也有了新的退出路径。

从大航海,到大航天

和过去航天产业的国家级叙事不太一样,现在已经进入属于民营企业的太空竞速时代。

图源:艾瑞研究院

图源:艾瑞研究院

在美国,除了SpaceX、OneWeb等新兴初创公司外,老牌航空公司波音以及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等科技巨头都已进入商业航天领域。在中国,截至2020年年底,国内已有超过1.5万家航天相关企业,商业航天行业产业链也正日趋完善:

  • 2019年7月,星际荣耀的双曲线一号遥一长安欧尚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轨道。这是国内首枚成功入轨的民营火箭;
  • 2020年12月,蓝箭航天的针栓式喷注器试车成功。这意味着火箭发射从有去无回升级成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 2021年1月,银河航天成功发射了一颗低轨宽带卫星,速率高达10Gbps。

总的来看,中国的民用航天已经攻克了基础技术难关,完成0到1的突破。相对应的,资本正逐步向更具创新实力,产业链布局完善的公司靠拢,头部效应显现,各个主要的民营火箭公司也在对自己进行差异化定位。

相比较为集中的火箭市场,行业下游的卫星市场所对应的产业链环节、应用方向正在涌现更多的细分市场机会。

商业航天热反映的其实是市场对于更高效的信息服务甚至移居太空的不懈追求。作为信息产业升级所对应的基础建设,商业航天需要让信息服务覆盖面更广、传输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形式更丰富,而在轨道高度范围十分有限、频段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卫星轨道和频率的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

除了包括通信、导航、遥感、科研等传统航天应用,商业航天的兴起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方向,如卫星互联网、太空旅行、太空采矿,以及更长期的太空基地建设、移民火星等。而随着应用领域的发展和延伸,全球的卫星数量将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机会背后是巨大的市场。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5-2019年,我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2019年达到了8362.3亿元,同比增长23.5%。业内人士预计,我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有望迎来万亿级市场规模。

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中,李录用了大量笔墨阐释发现美洲大陆的划时代意义。在这位“中国的巴菲特”看来,哥伦布出海的意义在于推动环大西洋贸易圈的形成,为西方突破农业经济瓶颈、进入3.0文明提供基础。

如今,全球化已是平常事,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星辰大海。探索太空听上去浪漫,但对于行业参与者和投资人来说,新一轮的市场争夺战已经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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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年,就地想家

作者 深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深响,作者|凡瑜、雨晗

假期临近,熟人相见免不会问起彼此的春节计划,只是今年问得更多的是“过年回家吗”,而不是“什么时候回家”。

一年多来,疫情带来的改变渗透到了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过年回家也从“金科玉律”变成了选择题。而“回家过年”和“就地过年”两个选项,折射出了人们对于亲情和习俗的万千态度。

曾经叫嚷着不想过年的人,可能正满怀期待地踏上回乡之路;亲身经历过严峻疫情的人,对于每一次团圆都倍加重视;相对应的,也有人和家人形成了新的默契——团聚依然重要,但不必非要在春节。

疫情提供了一个并不舒服、却也难得的契机,让“过年回家”被重新审视。在春节到来之际,「深响」和几位朋友聊了聊关于过年的想法,他们当中既有去年湖北疫情的亲历者、也有连续四年没有回家过年的游子。说到底,真正撑起过年仪式感的是亲密关系,只是所有的念想在这天得到了最集中的展现。

方蕾蕾,湖北武汉人,本地过年

“能和家人一起过年,是很平淡又很幸福的感觉。”

我是武汉人,也在武汉工作,今年的春节在家过年。

今年过年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我妈很早就在为过年尤其是年夜饭做准备,我去买年货,超市张灯结彩,人也很多,节日氛围浓厚。

看到这些场景总会回忆起去年春节的时候,疫情爆发之前其实和现在一样热闹,人们准备年货、忙着和家人团圆,但是因为疫情,整个城市都被按下了暂停键,街道上空无一人,到处都是防疫标语,那是最不像春节的一个春节。

去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我和爸妈分隔两地,都在家隔离,小区全封闭,团年饭也没吃,我们每天关注新闻,看着不断上升的确诊数字真的很害怕。

我后来做了三个月的志愿者,负责在社区值守不让人进出,以及上门排查有无发热病人。2月份的武汉真的很冷,我和其他志愿者轮班值守,下雨都没有地方挡雨,只能躲在旁边店铺。疫情最开始的时候很恐惧,和爸妈只能靠视频了解彼此情况。

解封后,武汉逐渐恢复正常。我也看到了很多感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环卫工人,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还在坚守岗位,因为人手不够,很多时候一个人就得打扫一整条街。

过年在我心中还是很重要,之前会担心以后过年是不是都会被疫情影响,今年能和家人一起过年是很平淡又很幸福的感觉,感觉自己已经比很多人幸福了。看到新闻说超7成农民工没办法回家过年,其实他们一年到头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过年。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是在外地工作,远离家乡的日子真的很想家,当时我们五个湖北女孩,到过年回家的时候会提前一个月查攻略,看怎么抢票回家,我会拿工资给家人买衣服、包大红包。回武汉工作的原因是自己还是比较恋家,想跟父母一直在一起。

若曦,辽宁本溪人,就地过年

“青春期时候的梦想就是逃离家里,但是现在过得好像没有特别好。”

前段时间辽宁疫情比较严重,再加上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北京顺义,这意味着我如果想回家的话,肯定是阻碍重重,北京社区这边不希望我走,我家那边的社区不希望我回去,大概是这么个状态。

再加上我自己有猫嘛,现在上门喂猫想进我们小区挺费劲的,寄养的话又感觉对猫不太好,另外回家成本也是挺高的,回去也害怕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突然隔离啊,突然疫情了,所以今年就不回去了。

今年虽然不回去了,我也没有感觉到特别难过吧,可能潜意识里也不是很想回去。回家要各种社交,拒绝也不太好,亲戚朋友们要问这一年怎么样啦,他们会觉得你在北京一定过得很光鲜亮丽,会用那种比较逗你的语气说话。

比如说:哎呀若曦现在厉害了,在北京哈;了不得啦,咱们老若家出了这么一个留在北京过的……这样那样的我会听着不舒服。而且我这一年确实感觉自己挺失败的,就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不想回去面对那些询问。

害怕过年没有外卖,若曦在网上屯了两百块的泡面咸菜

我青春期时候的梦想就是逃离家里,但是我现在过得好像没有特别好,我也不知道假如我在家会不会过得更好,但一个人生活是真的快乐。虽然我特别缺乏生活能力,东西撒在了地上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弄,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很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家里那边是非常希望我回去的,我妈都哭了,她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要么就是给我发微信,说“妈想你眼泪都出来了”、“妈太想你了”。我妈甚至愿意妥协,说我回家可以不去见任何人、不去见任何亲戚,只要我回去就行。

我爸不会主动跟我打电话,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想法。

去年回家时母亲的背影

其实我也很想见我奶奶,今年我看了电影《吉祥如意》,讲的是主人公回到东北农村,然后她的姥姥意外离世了。我看的时候很惶恐,会想如果我的姥姥去世了怎么办?

我姥姥和我奶奶都是那种会对我说,你怎么这么胖又嫁不出去了啊,你在北京要做什么啊,得挣多少钱啊……这样问题的人,我很想她们,但我又怕她们对我说这样的话,所以有一点想逃避,现在就是不想面对这个问题。可如果我今年不回去了,明年她们不在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很现实,我姥姥和奶奶也已经八十多了。

所以后来我决定疫情过后应该还是要回去的,不会等到下一个过年再回家。

姥姥家楼梯上的涂鸦

自己在北京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只有我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过春节,有那种仪式感,我自己的话完全没有必要。不过我妈她会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年本命年,你一定要买红色的袜子、内裤、腰带,然后你还要自己做年饭,但我们东北过年一般要吃鱼,年年有余;要吃猪爪,说新的一年要挠财;然后还要吃肘子。我妈让我买这些东西自己做,但就我目前的生存环境,根本不足以支撑我做这种大菜,只能点个外卖什么的。

我觉得所有的仪式都是针对人,因为我的父母在,我愿意参与进来,和他们一起做这个饮食,那如果我自己的话就完全没有动力了。

北京不是过年期间各种动物园,植物园,公园都免费开放嘛,到时打算逛一逛,因为我年后就会离开北京,想趁着放假把北京好好逛一逛。在北京的日子就是爱自由,一心往前飞,但现在会觉得,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北京。

沈同,湖北咸宁人,回家过年

“经历过疫情之后,一家人能热热闹闹吃个饭很重要。”

今年1月27日是我举行婚礼的日子,我大概1月中旬就从杭州回老家湖北咸宁了。

东北出现确诊病例的时候,我老家1月初就提出了返乡的疫情防控政策,要求不管从哪里回到咸宁都需要居家隔离14天。为了保证婚礼顺利进行,我1月16日返回老家,提前隔离。但是没想到之后河北、东北疫情加重,直接影响到婚礼的举行。

临近27号,因为全国多地出现病例,我们那儿的政策也越来越严格,超过10人的聚会不被允许,所以婚礼当天仪式比较简单,只有父母还有部分亲戚参加,大概不超过10个人。

湖北是去年疫情的重灾区,对疫情的防控一直很严格,大家也都很配合。办完婚礼之后,我们开始准备过年,出去买年货的时候感觉今年比去年稍微热闹一点,但是比疫情之前人还是少了不少。家附近的农贸市场,之前都会挤满人来置办年货,但前几天我们去的时候人不多,还可以找到停车位。

去年没怎么过好年,团圆饭都没好好吃,过年期间基本都在家隔离。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距离我家不到200米的福利院爆发疫情,门口的路全封了。全家人都只能呆在家里,我还比较好,可以看看书,但是我爸妈有遛弯的习惯,疫情期间无法下楼,只能从阳台走到客厅。

以前会感觉过年年味很淡,但是经历疫情之后,我觉得一家人能在一起热热闹闹吃个饭很重要,年味并不在于吃得有多好,而是可以一起很有仪式感地准备年夜饭。切菜、备菜再繁琐,也会在一家人一起准备的过程中变得幸福。

我希望今年这个年能好好和父母吃个团圆饭、打打麻将、聊天和守岁。按照我们的习俗,儿子结婚第一年在新房过年,我除夕把我父母接来我家一起吃饭、守岁,然后第二天一起去给附近亲戚和邻居拜年。

尽管回家会面临和父母作息不同,亲戚朋友会问工作、什么时候生孩子之类问题,在外面时间长了可能不适应家乡的味道,但还是希望能够回家过年。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能享受这个年,其实是身边很多人在负重前行,警察、护士、社区工作人员等等。我和我家人的团聚,其实也包含了很多身边默默无闻的人的愿望在里面。

王媛,四川德阳人,就地过年

“对春节不回家已经慢慢接受了。我的心愿是以后能每个季节回家一次,即使只待一个短短的周末。”

去年年底我就跟爸妈说了今年春节回家,当时他们帮我把新被单床褥都准备好了,但是1月份出来的返乡政策不仅要求做完核酸再回去,而且回去之后还要14天居家健康监测,每7天一次核酸检测。当时我就在想,老家到底算不算新闻中说的“乡”,以及回次家需要做几次核酸。

这些疑问还没搞明白的时候,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和我爸考虑了一下,让我春节还是先不要回家了。

爸妈的想法我其实挺能理解的,一个是不想让我折腾,另外一个是如果我回去,一家人可能都得待在家里,没法走动。

就这样,今年成了我第四个不能回家的春节。2018年春节我在国外写毕业论文,后两年春节我需要留守公司,有一年春节当天就是在公司过的。

2020经历了疫情,我还裸辞了。这个春节我想着该回家了。春节前我在上海和北京来回奔波找工作,都住在朋友家里。至于怎么过年,我还没想好,就让它自然而然吧。

对春节记忆最深的是我们过年会去不同的亲戚家吃饭,有的亲戚家在农村,农家自制的香肠和腊肉炒菜很好吃,还有就是奶奶在世的时候经常会一个人做一大桌菜给全家人吃,还不让人帮忙,我一直觉得她是个superwoman。

我从十七岁就离开家乡了,现在已经十年,回去的日子不多。家乡对我来说是爸妈和其他亲人居住的地方,我其实不太了解它本身。有一次一个在成都念大学的外省朋友跟我说起九眼桥,我反应了半天,对方嘲笑我一个四川人怕是没去过成都。

另一个变化是我吃辣的能力直线下降,在北京的重庆面馆吃豌杂面经常要的是“微辣”或者“中辣”,像是个“假四川人”。我有点担心长时间不回家失去了和故乡的联结,没有根的感觉,这仿佛解释了“北漂”、“沪漂”的词源。

四年不回家,我都快对春节"脱敏”了。春节对我来说的意义在于团聚,但在其他假期回去也能达到目的,还能“错峰”,所以我对春节不回家慢慢接受了。我的心愿是以后能每个季节回家一次,即使只待一个短短的周末。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出现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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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怎么做社区团购的?

作者 深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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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深响,作者|婷婷

经历了一整年的乱战,甚至2020年12月出台的“九不得”政策,资本及巨头对于社区团购的热情仍未衰减。新价格战在春节前打响、团长争夺战仍在继续、仓储/物流/供应链的建设如火如荼。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如今在国内被美团、滴滴、拼多多们疯狂加注的「社区团购」其实是日本在很多年前“玩剩下的”。

相比起中国的资本叙事,日本社区团购几十年的演变,是一段关于消费者运动、女性自我价值实现、流通业发展与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变革的复杂历史。

329瓶牛奶与日本主妇联盟

日本的社区团购要从1955年说起。

1955年,也就是其战败投降后的第10年,日本已经完全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主要经济指标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进入了被后世誉为“高速发展”的时期。当年出现的“五五体制”让自民党长期处于执政党地位,牢牢控制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从而引导日本走上了一条经济优先的道路,创造了日本奇迹。

1955年的东京涩谷区

但也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1955年,日本各地出现婴儿无精打采、情绪烦躁、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的情况,这些婴儿的共同点是,都喝了日本乳业龙头森永生产的奶粉。根据历史资料,当时全日本有1.3万名孩子出现了病状,130名婴儿死亡。

寻根究底,原来是森永在加工奶粉过程中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让婴儿的神经、内脏严重受损。而这一极端案例背后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乳品市场的极度混乱。

除毒奶粉之外,当时日本市场上所售的牛奶三分之二都是脱脂奶粉等合成的乳饮料,商家吹捧下,这类营养成分不高、价格却比普通牛奶高很多的加工奶侵占市场。

为了能买到真正便宜的、有健康保证的牛奶,1965年一位名叫岩根邦雄的人,挨个敲开了邻居的门。在他的邀请下,有大约200户居民,集体订购了329瓶牛奶,开始了一个关于“共同购买”的故事。

岩根邦雄及其邻居以“集体订购牛奶”为初衷的小组织,逐渐发展为了一个由家庭主妇们构成的“生活俱乐部”。1968年,生活俱乐部被正式纳入日本生活协同组合(简称“生协”),并开始走向了规模化的发展。

生协可以看作是日本社区团购模式的运营主体,根据其官网数据,2019年度全国生协会员数为2961万人,地区生协的家庭加入率为38.4%。

也就是说, 近1/3的日本家庭是生协会员,这可能是美团、滴滴等重押社区团购的企业梦寐以求的渗透比例。不过,与国内电商主导的社区团购不同的是,日本生协是一个完全由岩根邦雄这类消费者发起的组织,这也是日本规模最大的NGO组织。

生协最具代表性的模式就是“集体订购牛奶”式的共同购买。

共同购买以“班”为单位,一般为近邻五六户人家组成的一个小组。班组织中会推举一位班长,在最早期,班长负责收集好每个家庭的订货单和货款,将其交给生协,生协在一个星期后把商品配送到班,再由班长进行分发。

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原始的模式也逐渐向着更高效率的方向变革。从上世纪80年代后,OCR单据识别、货款的自动转账、配送中心的自动分类和包装的机械化等技术的运用,大大提高了共同购买的便利性。

在几十年后的中国市场中,“班”概念被扩展为了“社区”,“班长”成为了“团长”,技术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升级及线上化的转移。但核心的思路与玩法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同的是,国内社区团购风口的升起,企业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是自上而下的。而日本生协的发展与演变,是消费者对自我需求的主动满足,是自下而上的。

再往前看,生协模仿的其实是英国1840年代罗虚戴尔地区工人们自主组织的消费者合作社。日本生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79年,但一直到二战之后,日本政府在1948年制定了消费生活协同组合法,生协才真正获得法人地位。

生协的发展壮大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

当时,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随后为了刺激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成为时代风潮。在这样偏激进的发展策略下,一些企业因为过于追求利润而忽视产品质量,尤其是对于生鲜食品这一门类,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消费者的反感。

开头提到的乳品市场混乱,就是当时市场状况的一个切面。这也是引发消费者通过自主力量,介入市场活动的最大诱因。生活俱乐部就诞生于这一背景,并逐渐从消费领域,向环保、政治领域切入。

以这“329瓶牛奶”为契机,集结在一起的生活俱乐部会员们发起了一场在日本社会掀起大风浪的“生活者运动”。成员们不称自己为“消费者”而称“生活者”,不称“商品”而称“消费材”,他们倡导一种健康的、公平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反对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浮夸浪费的社会风气。

演变至今,生协除了作用于消费场景,也承担着老年人看护等生活互助责任。这也是日本生协与国内以盈利为目的的社区团购平台,在辐射范围、能力维度上的巨大区别。

此外,“共同购买”模式诞生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日本社会中第一批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出现。

同样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日本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催生出一批专职主妇阶层。有时间、有经济基础的家庭主妇们,为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了生协发展中的主要力量。

家庭主妇们主导下的生协,承担着与社区团购平台相同的功能,但更像是一场“从厨房看世界”的社会实验。而随着时代背景以及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生协“共同购买”模式也在不断发生调整。

新需求,新模式

尽管日剧中温柔贤惠的全职主妇在当今依旧不少见,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一系列促进妇女就业的举措,越来越多的妻子与母亲选择走出家门开始工作。

此外,过去几十年间日本社会还呈现出两个明显趋势:“一人家庭”涌现、单身经济起飞;老龄化日益严重。

新的社会结构使得以“班”组织为基础的共同购买模式适用度降低,日本生协的产品供应模式也随之出现了大调整——这也可以为国内社区团购模式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毕竟,单身人口增多与老龄化也已经成为国内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销售端来看,日本生协的产品供应逐渐打破“班”组织模式,向个人配送调整。

转折点发生在1995年。

此前,生协其实是以门店业务为主,但随着生活俱乐部的诞生,宅配业务受到更多消费者欢迎,逐渐在1995年超越店面业务成为生协的最主要配货模式。同时在这一年,由于一些职业女性无法利用班组织配送,首都圈生协集团为这部分人群推出了个人配送业务,随即大受欢迎。

到2010年,宅配业务中的个人购买业务超越了共同购买业务,成为了生协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但即使是个人配送模式,日本生协也非常看重与会员的沟通联系,比如说,生协要求配送员在配送商品时,要和会员闲聊两分钟后拿出下周的商品目录,介绍推荐商品。

从供应端来看,日本生协的购进渠道,从传统的批发市场购进逐步转向产直购进。产直模式中,生协更能够发挥对上游的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这也是日本消费者对生协信任感的来源。作为由消费者自主发起的组织,生协确实通过加强把关、公开检测、促使立法等方式倒闭了日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

但是生协也有过“翻车”的时候,在2002年生协由于对产直管理的疏忽,销售了使用化学饲料饲养的肉鸡,使得生协的声誉受到重创。这也使得那一时期生协不得不减少产直模式的占比。

总的来看,生协的生鲜农产品供应模式,大方向始终是从“批发市场购进 - 共同购买”向“产直购进 - 个人配送”调整。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生协的自主品牌建设。

虽然是由消费者发起的NGO组织,但生协在参与市场活动时,体现出的依旧是一个生鲜农产品零售商的身份,这也意味着生协一直以来都需要和伊藤洋华堂、永旺、大荣等商超竞争。90年代,生协门店业务的萎缩,部分也是因为生协经营的门店与其他商超企业相比没有额外的竞争力。

生协打造自主食品品牌,背后其实是日本连锁商超建立自主品牌的大趋势。如伊藤洋华堂的“美味百选”、永旺集团的“mas-value”、大荣的“saving”。对中国消费者来说,认知度最高的应该就是伊藤洋华堂旗下7-11便利店中的自主生产商品。

7-11的自主品牌,一定程度上帮助当时增速放缓的7-11打开了第二曲线;同样对生协来说,自主品牌也是其保持竞争力的一张王牌。

相比起其他品牌,生协的独特之处在于消费者对其商品安全性的信任。生协的自主品牌中,以生协联开发的“CO·OP”最为著名,生产过程中,涉及质量、生产方法、流通手段等一切信息,生协联都一律公开,实现从生产到流通的全过程监管。

在中国社区团购风口升起之后,也有人提出问题,中国的电商模式能否在日本复制,改造日本以生协为主体建立的社区内生鲜农产品团购模式。

日本阪南大学教授洪诗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在一个视频中解释,日本的法律以及传统的流通商业习惯,限制了电商在传统食品市场的发展,农产品一般都通过“农协”(农业协同组合)流通,由商社作为中间商,来承担一定的监督和危机处理作用。电商很难获得大量采购新鲜食品及食材的机会。所以,目前日本国内的食品电商,主要是厂家直销或者以进口食品为主。

根据洪教授的说法,社区团购这类电商模式,在日本普及的希望并不大。生协虽然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区团购的功能,但其诞生背景、发展历程、功能维度和中国的社区团购平台还是大不一样。

在国内被作为一个经济学话题讨论的社区团购,在日本似乎更像是一个社会学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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